作者简介：辛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成都 610065）。

　　内容提要：儿童史学科存在两种研究取向：“社会建构”与“生活经验”。但无论哪种取径，儿童似乎只是一个“被动的”和“消极的”角色，儿童对社会的作用几乎完全遭到忽视。我们可以在“社会建构论”基础上提出“儿童—社会相互建构”的研究取向。它由两部分组成：（一）突破传统儿童史中的家庭史研究取向，将儿童置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里加以认知；（二）从成人世界对待儿童的认识、态度、实践和制度等方面，探讨站在“被动”和“消极”地位的儿童怎样成为历史中的一个行动主体，参与到对社会的建构中。

　　关 键 词：儿童史 社会建构 生活经验 儿童—社会相互建构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qy201615）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将历史学家比为“神话中的巨人”，因为他们“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肉气味”都能引起“巨人”的注意，妇女与儿童长期以来就似乎不属于历史学家中意的“食材”。不过，这一状况在最近几十年彻底改观。首先是“妇女”，近来几乎已成为历史研究的显赫对象；而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lipe Ariès，或译“阿利斯”“埃里亚斯”等）1960年出版的法文著作《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L'enfant et la vie familiale sous I'Ancien Regime），在两年后推出英译本，改题为《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被公认为“儿童史”研究的起点。著名儿童史家休·葛宁汉姆（Hugh Cunningham）指出：“所有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历史写作中都绕不过一些‘关系’，童年史家绕不过去的即是阿利埃斯的《儿童的世纪》”，因为他的研究使读者确信：“童年自有其历史。”②

　　从《儿童的世纪》诞生至今，有关儿童的历史研究著作已是汗牛充栋，其研究方法、取径和理论得到充分讨论，相关研究也在近年被引入中国。俞金尧教授对这一学科做了系统介绍，详尽介绍了儿童史领域的重要著作，勾勒出西方世界儿童史研究的编年脉络。台湾学者陈贞臻对儿童史的发展做了较为详尽的学术史回顾，在其中勾勒出两条研究路线，即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社会建构”取向和80年代在批评前一取向基础上兴起的“生活经验论”取向。③不过，近些年来，儿童史研究的速度明显放慢，似乎进入了一个瓶颈阶段。它是不是能实现一个新的研究突破？如果可能的话，将会对学科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

　　一、儿童史学科的发展及其瓶颈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历史学界将“儿童”对象化，从而催生各种与儿童相关研究的时代，也是对后来儿童史学科影响最重大的时代。这一时期崛起的史家，均以挑战阿利埃斯的观点为主要出发点。他们讨论的问题包括：中世纪是否“存在”对儿童的爱、是否具有“儿童”或“童年”的概念？近代是否发生了一场“情感革命”？亲子关系的变化究竟呈现出更多的“断裂性”还是“延续性”？阿利埃斯对家庭情感关系的“现代性”到底持什么态度？阿利埃斯的研究隶属家庭史还是儿童史？这两个领域的关系如何？等等。他们从方法、路径、问题各方面均挑战了阿利埃斯的观点，将这一研究推向深入。尽管他们对阿利埃斯不乏“误解”，④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经由阿利埃斯以及他的反对者之手，今天的史家已经将“史学边界拓展到儿童”⑤

　　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到了今天，儿童史研究早已经与最初的“搏斗”式研究面貌大为不同，儿童史家在这一领域所展现出来的成熟的理论观点、多样的研究方法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已经远远超出了“阿利埃斯典范”。在主题上，研究者考察了儿童世界的大量疆域。其中既有宏大壮阔者如劳伦·斯通等人对情感结构与家庭类型变化的描绘，也有细致深入者如大卫·格利尔斯（David Grylls）对19世纪文学作品中父子关系的精密描述，⑥还有很多人将“童书”“玩具”等以儿童为中心的“制作物”纳入视野，这些都极大地拓展了儿童史研究的空间。⑦在史料范围方面，研究者从传统的档案文献、教区人口登记扩大至日记、信件、玩具、游戏、服饰等从前不被注意的日常生活的遗留痕迹，也使得儿童的历史更加立体化。

　　比起主题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儿童史研究理论方面的变化。实际上，研究主题的改变也是和史家们理论视野的革新分不开的。儿童史成长的过程，尤其是到了70年代，恰好伴随着整个历史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历史学家开始将目光投向一个“主观”的领域中，那就是“儿童”概念的社会建构过程。根据埃里森·詹姆士（Allison James）的解释，对儿童“本性”的认知精练地体现了某一文化的“儿童”概念，而“儿童”的概念可以被理解为儿童“像什么”和“是什么”的观念表象，及成人“为了”（for）儿童的生活所作的一切思考。⑧这样，儿童和童年不再似乎只是等待历史学家去挖掘的静态的客观事实，而是处在主客观生活互动之中的流动体。历史学家需要讨论的是，哪些力量在塑造“儿童”的概念，又是怎样塑造的。

　　实际上，今天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依据特殊的历史、社会、文化、经济而有不同的“儿童”或“童年”概念。⑨在此意义上，作为今天的学者，我们也可以对阿利埃斯增加一种了解之同情。大多数人们认为，阿氏的观点是：中世纪“缺乏”儿童的概念；但不如说，阿利埃斯的著作展示的是中世纪的“儿童”概念，它和其批评者们心中那种更一元化的“儿童”形象是不同的。这样，《儿童的世纪》便不再只是一个质疑的对象，我们也需要重新评估其内容和观点。

　　从研究取径上看，在早期的儿童史研究中，“儿童”还仅仅是一个研究“对象”，在某种程度上讲，如同早期的妇女史一样，那时的儿童史还属于“补赎的历史”阶段。⑩在今天，已经有新的史家在努力向新的境界提升。卡门·鲁克（Carmen Luke）说：“我并不将儿童当做客体，而是将童年作为话语研究。”这是典型的社会建构派的态度。这一派不是将儿童“当做关注焦点”，而是关注“儿童如何成为关注焦点”。(11)在后结构主义、福柯话语理论、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的冲击下，史家已经承认，童年不再是一个静等着“被发现”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分类”，它是文化的建构，被视为成人社会在医学、法律、教育、文学、艺术话语体系的作用下，为达到不同目的而做的积极表述。以往的研究表明，儿童一向被认为是一个“不成熟”的群体。但是，所谓的“不成熟”作为一种生理“事实”是一回事，成人对这种“不成熟”如何理解，赋予其什么样的意义，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涉及的不是生理的事实，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事实”。

　　对儿童概念建构过程的关注，无疑深化了儿童史的研究水平。但也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使它逐渐走向了自己的瓶颈期。根据这个理论，儿童的概念主要是由阶级、性别、区域等社会结构性因素“建构”起来的，也随着它们的差异而不同。那么，儿童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儿童史将永远是成人历史的附属品。但是，近来的微观史学研究提醒我们：每个历史行动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与”了历史进程。(12)因此，儿童自身当然应该被当做行动主体，他们也参与了对他们自身乃是整个社会的建构进程。故而，我们应该进一步探索的是，对于成人加诸他们身上的种种“文化”，他们怎样看待，做何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