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教育大开发、大交流、大融合的契机已然形成。冯达旋教授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令人自然而然想到它有催生一个“超级大洲”的可能，甚至会推动一场“新文艺复兴”。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中国与3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态度积极，合作不断深入。

　　近日，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教育大开发、大交流、大融合的契机已然形成。澳门大学校长特别顾问与全球事务总监冯达旋教授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令人自然而然想到它有催生一个“超级大洲”(Super-Continent)的可能，甚至会推动一场“新文艺复兴”（Neo-Renaissance）。

　　或许会催生一个“超级大洲”

　　假如产生一个“超级大洲”，那么很可能会有一场“新文艺复兴”，来克服21世纪及以后人类面临的更大挑战。

　　记者：您怎样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冯达旋：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路”。2014年通过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规划》，2015年对外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我很喜欢看地图，北美洲、南美洲、非洲、澳洲各是一块土地，但亚洲和欧洲在地图上是连接在一起的，古人很自然地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因为各种人为因素“铺就”了“丝绸之路”。在某种程度上，“一带一路”完全有可能使得欧、亚的人们在思维上转变为，他们并非生活在欧洲或亚洲，而是生活在一个“超级大洲”。

　　记者：这个超级大洲会影响人类发展进程吗？

　　冯达旋：假如会产生一个“超级大洲”的话，那么很可能会有一场“新文艺复兴”，来克服21世纪及以后人类面临的更大挑战，比如环境污染、地球暖化等。

　　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如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都曾在大学课堂里与许多同学一起系统地学习过，包括牛顿也是要在大学里上课的，虽然牛顿不喜欢与别人讲话。

　　大学培养出来的这些人，解决了当时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困难。比如，哥白尼证明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

　　人类因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不朽成就而被带到一个新的境界，打破了无知。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伟人的成就与他们所受过的教育是不能分割的。大学在文艺复兴时期是功不可没的，今天就更毋庸置疑了。

　　记者：如果真的有一场“新文艺复兴”，“一带一路”倡议会在其中起什么作用？

　　冯达旋：我说了，古代丝绸之路是“有机”产品，而并非伟大战略的结果。因此古代丝绸之路并没有，也做不到推动中国去全方位了解他人的语言、文化、行为（英文有一句非常简洁的“ways and means”可以形容它）。“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它明显体现出，中国的战略意图是要往外走。这样中国人就不能不去了解我们从来没有花大时间、大努力去了解的文化、语言等。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一带一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变化，它意味着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思维要重新改变。它的成功必须是来自中国领导的决心与力量。

　　我给你一个“举国力量可成事”的例子。1961年，肯尼迪总统在国会宣布，美国10年之内要到月球去，这在那时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他的宣言打动了国人的心，动员了全国人民的梦想。九年半之后，美国人就到了月球。

　　大学要为“一带一路”做好文化革新的准备

　　中国现在教育出来的学子，在21世纪不只是要使得中国强大，还要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记者：“一带一路”倡议需要教育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冯达旋：世界上有一些非常重要但我们非常不了解的文化，比如印度。中国有没有可能把印度看作自己的“月亮”？反过来，印度有没有可能把中国看作自己的“月亮”？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人口超过10亿，一个是中国，另一个是印度。印度、中国加起来几乎拥有全世界40%的人口，两国有两三千公里的边界线。全中国几千所大学，研究美国的大学很多，研究印度的只有几所。而与其他文化相比，印度文化可能是最复杂的。

　　所以，第一，我们要从大学开始改变思维。我的好朋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前校长大卫·奈勒说：“我希望多伦多大学的学生能够用别人的思维去考虑别人的挑战，而不要用加拿大人的思维去考虑别人的挑战。”所以，中国的整个思维要改变，这种改变必须从大学开始。应该根据“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一个全面的蓝图，高等教育必须参与进来，同时让中国最好的、最有创意的年轻人去想这些问题。

　　第二，我们要了解全世界的文化。“一带一路”沿线还有很多国家，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几乎处于半真空状态。这需要高等教育把新的资源投入在这方面，与这些国家合作。

　　印度尼赫鲁大学有一批优秀的印度学者，最近有一位中国文化通名叫狄伯杰（Bali Deepak）常到中国来，他把《论语》翻译成了印度文字。这样的人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可惜太少了。

　　第三，我们要思考大国的责任、大国高等教育的责任。现在，中国是大国，中国现在教育出来的学子，在21世纪不只是要使得中国强大，还要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他要了解什么是世界公民，就是说，他是中国人，但是也能够把别人看作兄弟姐妹。现在一些世界大公司的总裁是印度人，美国150所重要研究型大学的校长中约10%是印度人。虽然他们还是印度人，但是他们可以用美国人的文化、思维与美国人讨论问题，使得别人很容易接受他们。我觉得这是以后新一代年轻人需要有的生活方式。

　　第四，我们要了解到公共政策的重要性。除了研究文化之外，还要研究公共政策，我认为这是现在东亚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新加坡有一个李光耀公共政策中心，不停地训练新加坡年轻人研究公共政策的能力。以“一带一路”为例，高等教育要教会学生了解在公共政策层面怎么样发展“一带一路”。

　　记者：假设我们真的会有一场“新文艺复兴”，它会对教育产生什么影响？会给大学带来哪些挑战？

　　冯达旋：教育一定会受到很大影响，而且教育要推动它。受现代信息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的教育模式肯定会有变化，这需要大学校长有更强大的战略思维，有更长远的战略眼光。

　　很多大学校长希望任内学校有些大改变，不会想100年后这所学校有什么改变，而真正伟大的校长要想到100年后学校的发展。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要算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里奥特(Charles Eliot)。他1869年任哈佛大学校长，在任40年，把哈佛大学办成了一所新型的美国大学。那时美国内战已结束，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农业机械化诞生了。哈佛当时还在培养学生当教士，教学生拉丁文，跟社会经济改革没有什么关系。艾里奥特说：“我们在美国建大学，不能把英国和德国的大学搬过来种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要在美国播种，用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习惯把它抚养成为一所新型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