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供稿

　　从上个世纪90 年代以来，在成都平原先后发现了新津宝墩、大邑高山、盐店、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等8 处距今4500 年～3700 年左右的宝墩文化阶段带有夯土围墙的大型聚落址，同时还发现了一般性的小型聚落址几十处。为了进一步探索该文化阶段的环境、生业、聚落结构及其变迁，进而结合各方面信息综合分析成都平原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其动因，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结合成都平原古代文化与地貌环境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列聚落考古的调查、研究与探索。田野考古的重点选择在新津宝墩、大邑高山和温江红桥村等遗址所在区域，采取了区域大范围的地面调查，遗址区的系统钻探，选择遗址的重要区域进行重点发掘，并辅以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意在获取聚落的选址、空间分布及其变迁，聚落的内部区划结构、居住形态，环境、生计模式与聚落形态及其变迁的关系等多方面信息。同时也想探索总结出一套在成都平原开展聚落考古的方法。通过几年的工作取得了一些突破与新的收获，主要体现在距今5000 年至4000 年左右，成都平原环境、生计模式的转变、人口的增加与聚落空间分布变化之间的关系，聚落内部的区划特征、房屋建筑形式、居住区与墓葬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等诸多方面获得了一些重要信息。还利用多种科技手段进行资料信息的提取与记录，比如应用机载激光雷达遥感获取遗址片区的数字正射影像图及地形数字高程模型，并尝试用小航模对发掘区做了全景记录；高山古城发掘还以DEM 数据为基础，利用ArcGIS10.1 的水文分析功能，对高山古城区域进行了河网提取，并与考古资料结合，探讨河网和古河道与文化层分布的关系。（江章华）

　　成都平原年代最早和最为完整的史前墓地——成都大邑高山古城遗址的新发现

　　高山古城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西南部大邑县三岔镇高山社区赵庵村， 城墙东南角地理坐标为北纬30° 27′ 09.5″ ， 东经103° 34′46.3″，海拔高度494.5 米，于2003 年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调查发现。为了编制成都大遗址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保护规划和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自2012 年11 月至2014 年12 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以高山古城遗址为中心进行区域系统调查，钻探面积达两百万平方米。调查方法以区域系统钻探为主，传统地面踏查为辅，在调查基础上选点试掘以了解各点文化面貌和获取相关测年数据。经过三年的工作，基本弄清了城址的范围和保存现状，该城址平面形状呈长方形，东西平均长632 米，南北平均长544.5 米，面积约34.4 万平方米；初步掌握了城址内外自新石器（宝墩文化）、商周、汉代聚落的分布特点和城墙的建筑形式等信息。

　　为了进一步厘清高山古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征以及聚落结构等信息，在国家文物局和四川省文物局的批准下，2015 年11 月至2016 年3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高山古城进行第一次正式发掘。为了方便今后发掘区定位与命名需要，利用现有高分辨率卫星地图，用RTK 测绘，以高山古城中心为原点，将整个高山古城分为四个象限，进行网格化分区布方。本年度发掘区位置位于第Ⅱ象限（SE 东南） 西北部，按正南北方向共布5 米×5 米探方32 个，发掘面积800 平方米。本次发掘收获丰富，发现了大量的遗迹现象，计有新石器时代（宝墩文化） 墓葬89座、人祭坑1 座、灰坑86 座、灰沟12 条，同时出土了丰富的遗物。

　　发掘区内堆积可分七层，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层为明清堆积，第三层为汉代堆积，自第三层下为新石器时期堆积，其中第四、五层为宝墩文化一期堆积；第六、七层出土陶器标本与宝墩一期相比略有差异，从层位关系和文化面貌观察，略早于目前所认识的宝墩文化第一期遗存。据此，可将高山遗址新石器时代堆积分为两个时期遗存，第一期遗存以第六、七层及开口于其下的灰沟为代表；第二期遗存即以第四、五层及开口于其下的遗迹为代表。

　　高山二期遗存

　　第二期遗存是高山遗址发掘区内新石器时代堆积的主体，遗迹和遗物非常丰富。墓葬是发掘区内发现最为丰富的遗迹现象，开口于第四层和第五层下，时代推测为宝墩文化一期。这些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墓圹平面形状大部分呈圆角窄条形，墓主多为未成年人；少量为长方形，墓主多为成年人，部分此类墓葬墓室体量较大，达10 平方米以上，同圆角窄条形墓室形成明显的差异。墓室普遍开挖较深，墓室窄小，清理非常困难，许多墓葬直接打破生土下的河沙层，四壁相对较为规整。头向以西北东南向多见，其次为西南东北向，东西和南北向非常少见。墓室中人骨保存良好，但扭曲变形严重，未见葬具痕迹。葬式以仰身直肢为多，另有少量屈肢葬和俯身葬。根据现场体质人类学观察，墓主以未成年人居多，成年人较少，反映出当时幼儿的成活率较低，生存压力较大；而许多人骨上牙齿发育不全状况的出现，可能是营养不良导致；不同的颅骨体质特征差异的存在，可能反映出当时居民中有着不同的来源。这批墓葬另有一些特殊的葬俗，如成年个体上发现有拔除上颌侧门齿的习俗，如M51、M66、M67 等均发现拔牙现象；墓室内几乎不见随葬品，目前仅见4 座，M13 随葬象牙手镯（钏） 一对，M60、M63、M88各随葬胡桃楸果实一枚，而随葬核桃楸的习俗也是目前宝墩文化中首见，其意义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另外，在墓地中还发现1个圆形人祭坑，结合此前在城墙西南转角处城墙下发现的小孩奠基坑以及象牙镯的出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结构中已经呈现复杂化和分层迹象。

　　灰坑、灰沟大部分开口于第四层和第五层下，时代推测为宝墩文化一期。灰坑平面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以圆形居多，多数灰坑形制规整，出土遗物丰富。灰沟多为长条状，少量灰沟较宽，如G10。这些灰坑、灰沟中的出土遗物丰富，计有陶片、石器、骨器等，以陶片最多，保存状况较好。陶器常见有绳纹花边口瓮、翻卷沿罐、盘口罐、窄平沿侈口罐、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底尊、盘口圈足尊、敞口圈足尊、壶、豆等。该期遗存出土陶片保存良好，可复原陶器较多，复原了一些新器型，如豆、翻卷沿罐、窄平沿侈口罐等器型均为首次复原。石器以半成品和废品及崩片多见，成品少见，器形主要有锛、斧、凿、砺石等；另有少量玉器，器型有锛、凿等，部分玉器边缘遗留有明显的切割和穿孔痕迹，此外还出土了少量的骨、角器，以锥形器常见。另外在发掘与浮选工作中发现大量保存良好的动、植物遗存，植物遗存以水稻、薏苡、苍耳、黍、粟、豇豆、树叶、木头等多见，其中水稻出土最多。动物遗存相对出土较少，常见的动物骨骼有猪、狗、鹿、鱼等，以猪为主，动物遗存在成都平原以往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甚少发现，尤其是鱼鳃骨的发现更是目前所发现第一例。这些动、植物遗存对复原当时的生态环境和生业状况提供了珍贵的考古资料。

　　高山一期遗存

　　第一期遗存主要包括第六、七层和开口于第六、七层下遗迹（主要是灰沟，如G3、G13、G14），该期遗迹发现较少，遗物也出土不多，出土的遗物仍然以陶片为主，但较为残碎，多数器形不可辨识。陶器器型相对单一，主要是窄沿侈口罐、矮领罐、盆、钵等，以罐类多见。陶片纹饰风格有着明显差异，如泥质陶普遍盛行装饰细线纹；夹砂陶罐器身与沿部交界处多饰宽附加堆纹或刻划、压印纹饰带，明显与目前宝墩文化一期陶器的装饰风格不同。罐类器多作窄仰折沿、斜弧腹，与宝墩文化罐类器多宽沿鼓腹情况不同。由于目前该遗存出土的陶片相对残碎，可复原器物较少，加上当前材料尚未进行系统整理，其文化面貌和内涵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整理与分析研究。

　　重要意义

　　本次发掘发现并确认了目前成都平原年代最早和最为完整的史前墓地，延续时间长、分布密集、葬式丰富、人骨遗骸保存完好，为开展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古人口学、古人种学、古病理学等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考古资料，它有助于探索成都平原新石器时期古代居民的生长发育、营养情况、口腔疾患、食谱结构等问题，深入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和遗传结构的构成和差异，为复原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参考资料，对古代居民的种系遗传构成及渊源流向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人祭坑和珍贵质料遗物（如象牙手镯及制作精美泥质黑皮陶器） 的出土以及不同体量墓室的存在和大型聚落的发现，表明了当时社会已经出现分层的现象，社会结构已趋于复杂化，这有助于推进成都平原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的研究，提升其在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其次，数量丰富，种类繁多的陶器群以及许多新器型的出土，丰富了宝墩文化一期遗存的内涵与外延的历史维度。而早于目前所认识的宝墩文化一期遗存的确认，即高山第一期遗存的发现，将进一步完善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分期，为研究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渊源与发展演变规律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随着后续资料整理和发掘及研究的深入，将会进一步深化宝墩文化内涵的认识。 （刘祥宇 周志清 陈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