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在其问世后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被人们不断加以解读和研究，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相，这一现象在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也是不多见的。简单地归纳，《国富论》在读者面前至少呈现出了以下若干种面相。

　　作为自由放任主义“圣经”的《国富论》

　　长期以来，斯密的理论贡献基本上被定位在自由放任和自动调节市场机制理论之父，以及作为一般均衡理论的开创者瓦尔拉斯的先驱这样一个位置上。新古典学派也一直坚持认为，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的核心是静态经济均衡理论。正是在这个部分，斯密通过“自利人”概念以及“看不见的手”的隐喻，以出色的论证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合法性辩护。通过麦克库洛赫和曼彻斯特学派的努力，《国富论》被当作经济自由主义的“圣经”，而斯密也被建构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第一旗手这样一个角色。把斯密的思想等同于自由放任主义，这种理解一方面由于它的简单易懂，另一方面由于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对垒中自由主义一派的胜利而更加深入人心。

　　作为制度主义经济学经典的《国富论》

　　尽管制度主义经济学的鼻祖凡伯伦本人从未承认自己的理论受到斯密的影响，但现有的研究已经有力地证明了凡伯伦从斯密那里借用了太多的东西。人们甚至断言，美国制度学派之父不是凡伯伦而是斯密。许多学者都认为只要把斯密和他所处的时代放在一起来理解，就会塑造出一个新的斯密，就会感受到斯密是多么深入地扎根于、依托于他的时代的制度结构。

　　制度学派的学者尤其强调斯密和制度学派的亲近性。对于长期以来一直被新古典经济学边缘化的制度学派来说，深入挖掘、阐释斯密著作中的制度主义成分，无疑是实现学派复兴的关键工作。斯密认为市场的制度结构的研究乃是经济学本来的主题。对斯密著作中制度理论的重视必然引导学者关注斯密的法律和政治观点，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斯密的国家理论。一些学者试图重新建构基于斯密思想的国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