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国家起源问题密切相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以古代希腊、雅典、罗马和日耳曼的社会发展情况为据，揭示了这些地区的国家起源道路是社会分化为阶级，阶级彻底摧毁氏族制度，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以地域划分国民，从而建立起国家。但恩格斯没有提及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成道路。

　　国家起源的中国特色与服制的起源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的道路与希腊、雅典、罗马等不同，它并未摧毁氏族制度，而是在氏族组织普遍存在基础上建构了国家。恩格斯认为，国家出现的目的是“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国家缓和冲突的功能不是靠武力镇压方式实现，而是靠其管理功能实现。国家管理功能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平共处。古代中国早期国家起源、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走的正是一条各部落、各氏族相对和平共处的道路。晁福林先生指出：依靠固有的血缘亲情，加强氏族、部落间的亲密联合，礼是氏族、部落内部及相互间关系的准则，礼对黏合氏族、部落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处理氏族、部落与部落联盟外部关系时，联盟与联姻方式是主要的手段；古代中国的早期国家形成是由社会管理需要促成的；部落联盟领导权的禅让制是古代中国早期国家构建的重要标识。

　　《尔雅·释诂》：“服，事也。”中国远古时代，人类社会甫一出现就有“服”的关系存在，如族群内的公共事务。进入文明时代后，这种关系由习俗逐渐演化为制度。早期国家产生后，服的事义转化为服政事。从施治者一方说，“服”是管理，是征服；从受治者一方说，“服”是服从。随着国家的发展和支配地域的扩大，“服”的制度逐渐进步和系统化。统治者以“服”将不同地区或不同部族的管理分门别类，使之成为建构国家的组成部分，“服”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称谓，中国古史上有夏商时代的内服与外服、周代的五服。夏商周时期是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时期，服制是处理国家各组成部分之间权力义务分配的主要制度形式，既体现夏商周时期的国家结构，又是统治者对一切服从王朝者的管理方式。

　　夏代内外服制的建构

　　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尧时期开始至禹时期成功治理洪水这一公共事务密切相关。禹在组织各部族治水过程中，明确了各部族的权力义务分配，加强了部族间的团结合作。据《遂公盨》及《尚书·禹贡》知，禹治水成功后根据各地土地物产，制定各部族对族邦联盟的贡赋服制。启即位后继承禹分配各部族权力义务的做法，整合了服从统治的部族，以夏族及与夏族关系密切的族属为基础分配权力义务，使之居于王都附近，供职于王庭，建立内服制，而那些距离王都较远的部族负责拱卫王都，被划为外服，建构起以夏王为政治中心、王都为统治核心、内服势力为王朝统治政治基础、外服势力为王朝外藩的国家结构。启通过管理内外服实现对整个国家的治理，建立了以内外服为特征的国家管理模式。启将以往各部族向核心族邦联盟进贡的传统转变为夏的国家制度——朝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