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朝统治集团只怕从未公开宣称“本朝重文轻武”。宋代重文轻武论之所以备受质疑，原因主要在于重文轻武不是赵宋王朝的明规矩，而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质疑者往往以北宋初年的史实为例。其实，当时尚处于从武人政治到文官政府的转换阶段。宋太祖文武并重，只是开始注重文治而已。对于重文轻武的简单化解释和绝对化理解，也是人们怀疑宋代重文轻武的重要原因之一。文臣、武官作为宋代统治集团中的两大群体，既非一概势如水火，也非各自铁板一块。文臣、武官内部均有争斗，两者之间又有交叉，其情势相当错综复杂。

　　关 键 词：宋太祖/重文轻武/文武并用/文武并重/武官内斗

　　作者简介：张邦炜(1940- )，男，四川江安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史(北京 100089)，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 610066）。

　　开拓新领域与深化旧论题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两翼，前者固然尤其重要，后者似乎也不可或缺。旧论题往往在本学科领域具有绕不过、避不开的关键性，且其中不无某些值得再探究的新问题。宋代重文轻武即是一例。若干年前，笔者依据前辈学者的研究，归纳道：“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是宋朝的三大基本国策”，并称：“重文轻武的格局确立于太宗时期”，重文轻武“在北宋前期具有一定的历史正当性”，其“弊病在太宗时期开始暴露，到真宗时期趋于严重”[1]19-55。这些较为传统的说法如今仍然相当盛行，同时又受到诸多质疑，乃至颠覆性挑战。在宋代重文轻武论者当中，见解也不尽相同。有鉴于此，现将近年来在原有基础上通过学习新近研究成果所形成的一些粗浅认识写在下面。谬误之处，恳请匡正。

　　一 论题的症结所在

　　宋代重文轻武，可谓老生常谈。前辈史家大多力主此说。如陈登原说：宋朝“重文轻武，疑忌武人”[2]第2分册，275。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将“不能再让军人操纵政权”和“优待士大夫”视为“宋王室历世相传更不放弃”的两条家训，并称其目的在于“永远让文人压在武人头上”[3]下册，540。刘子健认定：“宋代重文轻武，直至南宋亡国都没有觉悟。”[4]183蒋复璁、赵铁寒[5]450-453认为重文轻武是赵宋王朝的国策。蒋复璁说：“宋代强干弱枝，转变而为重内轻外，再转变而为重文轻武，积习相传，牢不可破。”[6]407-450他们的探讨重点在于强干弱枝，对于重文轻武着墨甚少。难怪有学者感到：“所谓‘重文轻武’现象，虽曾被提高到‘国策’的水平来探讨，但严格的研究著作并不多。”他们认为其中疑问甚多，诸如“这一政策由何人提议，有无经过讨论，何时开始推行”[7]186-187等。进入新世纪以后，在邓小南、陈峰、何冠环、范学辉等学者的积极参与下，相关研究取得较大进展①，解决不少问题，但遗留问题仍存，且争论有增大的趋势。

　　如果说重文轻武与崇文抑武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表述之争②，或可两说并存，那么宋代是否重文轻武则属于实质性的争议。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有学者认为，宋朝重视军事建设，“是‘重武’不是‘轻武’”[8]。笔者当时未加思索，即简单予以回应：“重文轻武的含义虽然较广，但其关键在于重用文臣，压抑武将，与是否重视军事建设关系不大。”近年来才发现质疑者的看法并非全然无据。

　　质疑者问：“宋朝哪个皇帝提出‘重文轻武’？”“宋朝是谁把‘重文轻武’作为国策的？”此问着实切中要害。我的回答是：据我所知，宋朝最高统治者从未公开宣称“本朝重文轻武”。仅就言辞而言，宋代重文轻武论往往引此为证：“上(指宋太宗)欲兴文教，抑武事。”③此语分明不是宋太宗所说，也非宰执大臣所云，而是出自宋代史家的观感。南宋建立之初，武将势力膨胀，进士出身的起居郎胡寅对此很是不满。他于建炎三年(1129)九月上书宋高宗：“右文左武者，有国不易之道。”史称：“疏入，(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罢之。”[9]54,549宰相“罢之”，恰恰表明胡寅之说未能体现乃至违背朝廷意图；而“罢之”的理由是所谓“切直”，则表明“右文左武”即使是朝廷的国策也不应广而告之。此事并未引起宋代重文轻武论者的注意和重视。“重文轻武”四字系某些后世史家自身依据史实作出的判断。

　　照我看来，质疑宋代重文轻武还有一条更为过硬的理由：宋朝统治集团所津津乐道的不是重文轻武，而是文武并用。如陈祥道《论语全解》曰：“圣人文武并用。”[10]卷八其弟陈旸《乐书》云：“文武并用，长久之道。”[11]卷一七二与胡寅上书的结局不同，陈氏兄弟的《乐书》等著作得到朝廷的肯定和褒奖。《宋史·陈旸传》载：“礼部侍郎赵挺之言，旸所著《乐书》二十卷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既上，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详礼乐官。”[12]12848如果说陈氏兄弟还只是一般性地讲大道理，那么苏轼作为主考官在《策问》中则如此具体地称颂道：“国家承平有年，文武并用，所以辅成人才者，可谓至矣。”[13]216

　　上面所引均为北宋人所说。南宋大敌压境，形势越发严峻，文武官员尤应“协和相与，同心共济”[14]2120，救亡图存。无怪乎当时人的这类说法更多。如朱熹声称：“圣人文武并用。”[15]1319杨万里强调：“文武并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后。”[16]3485如果说朱、杨二人只是泛泛而谈，那么韩元吉则赞扬“陛下(指宋孝宗)文武并用”[7]第215册，355。赵汝愚声称：“朝廷本意，盖祗欲文武并用。”[14]2120马光祖恭维：“皇帝陛下(指宋理宗)文武并用，功德兼隆。”[18]1926赵、韩、马三人均非当时宰执重臣，其言论尚不足以体现朝廷意图。周麟之在宋孝宗时官至同知枢密院事，他身为执政大臣，将文武并用提升到祖宗家法的高度，称：“文武并用之道，祖宗相传之规。”[17]第217册，19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孝宗居然认同此说，认为：“大抵治体不可有所偏”，“治天下者，文武并用，则为长久之术，不可专于一也”[19]1672。

　　如果仅仅依据宋代统治集团的言辞，宋朝的基本国策似乎不是重文轻武，而是文武并用。难怪质疑者甚至将宋代重文轻武论称为“谎言”、斥为“诬蔑”。言语虽然尖锐，倒也并非向壁虚造。可见，宋朝是否重文轻武，实乃本论题的症结所在。否则，这一政策由何人提议，有无经过讨论，何时开始推行等问题，均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