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尧母门”发生于汉武帝晚期，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尧母门”与“巫蛊之祸”密切关联，使西汉中后期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西汉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并使中央集权的“嫡长子继承制”被打破，国本动摇，开启了西汉中后期外戚专权的政治格局。汉昭帝时，公羊家眭弘提出“汉家尧后”思想，这无疑受到了汉武帝“尧母门”的影响。武帝视昭帝为尧，“汉家尧后”思想正源于此。“汉家尧后”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要用尧的火德代替汉武帝的土德，它使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史观产生了根本变化。

　　关 键 词：尧母门/政治格局/政治史观　

　　作者简介：宋艳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秦汉思想文化史。

　　“尧母门”发生于汉武帝晚年，看似平常事件，其实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后世一些史家把“尧母门”同“巫蛊之祸”相连，认为两者是前因后果关系。宋代吕祖谦、司马光，元代程端学、汪克宽，清代张廷玉等，都注意到了“尧母门”与“巫蛊之祸”之间的联系。现代学者很少关注“尧母门”，其实，它对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格局和政治史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尧母门”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的影响

　　“尧母门”发生于汉武帝太始三年(前94)，据《汉书·外戚传》记载：

　　孝武钩弋赵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宫刑，为中黄门，死长安，葬雍门。拳夫人进为婕妤，居钩弋宫。大有宠，太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

　　这是《汉书》所记赵婕妤和“尧母门”的故事。普通女子为怀胎十月生子，而赵婕妤却怀胎14个月，这确实是件很神奇的事情。汉武帝感到惊异，古代的五帝之一尧是其母怀胎十四月而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也是如此，于是他将生弗陵的钩弋宫宫门称为“尧母门”。汉武帝命名宫门为“尧母门”，含有深刻寓意，其实是将赵婕妤比喻为尧母，而将儿子弗陵比喻为尧。

　　“尧母门”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弗陵出生时，当时的皇后是卫子夫，太子是其子刘据。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卫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蛊事起。”卫子夫被立为皇后时二十多岁，到弗陵出生时，她已经五六十岁。据《汉书·外戚传》记载：“后色衰，赵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宠。”说明在弗陵出生之前卫皇后早就因色衰而失宠了。汉武帝宠爱的妃子李夫人说过一段经典的话：“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①“色衰而爱驰，爱驰而恩绝”，这是大多数后妃的宿命，卫皇后也不例外。刘据六岁被立为太子，到弗陵出生前，他已经失宠。这固然和其母卫皇后失宠有关，更主要的是汉武帝对他很不满意。第一，太子的性格和汉武帝不同。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非常有个性的人，刘据却“性仁恕温谨”，②两者性格差距很大，所以“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③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武帝对太子非常不满意。第二，太子在思想层面上与汉武帝存在差别。汉武帝喜欢《公羊春秋》，他立的学官为公羊春秋博士。他下诏令太子学习《公羊春秋》，但太子却喜爱《谷梁春秋》，在思想层面上两者相抵触，这是太子失宠的原因之二。第三，太子已经形成一定势力，成为武帝的潜在威胁。据《资治通鉴》记载：“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竟欲构太子。”④太子在武帝出京时代理朝政。因性格宽厚，深得民心，周围依附了一批宽厚长者型的大臣，但同时得罪了一批奸佞酷烈之臣。这些酷吏都是汉武帝所宠信的，而宽厚长者则不得武帝信任，所以太子得到的诋毁远远大于赞誉。太子的宽厚执政与武帝的严刑峻法相悖，这令汉武帝非常不满，且汉武帝是个多疑之人，太子势力让他如芒刺在背，从心理上对太子产生了防备和猜忌。汉武帝一共有六个儿子，“卫皇后生戾太子，赵婕妤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齐怀王闳，李姬生燕剌王旦、广陵厉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⑤王夫人所生齐怀王闳早亡，“燕王旦、广陵王胥行骄嫚”，⑥“皆多过失”，⑦汉武帝对他们很失望。李夫人虽然受宠，但她很年轻就去世了，她所生的儿子昌邑哀王髆，因为没有母亲做靠山，也失去了皇帝的关注。太子刘据失宠，其他儿子也令武帝失望，弗陵的出生，让汉武帝看到了新的希望。弗陵的母亲赵婕妤是汉武帝巡狩过河间时发现的，望气者说赵婕妤是奇女，汉武帝必然重视，加上赵婕妤“任身十四月乃生”弗陵，更让汉武帝惊奇，他珍视这个孩子，从心理上倾向于立他为嗣。

　　太子刘据在处理政事时“多所平反”，打击酷吏，得罪一批邪臣，他们都欲除太子而后快。太子的舅舅卫青去世后，太子失去了政治上最大的靠山，政治地位变得岌岌可危。邪臣的代表为江充，江充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江充处理太子家使事件时的铁面无私，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称赞他道：“人臣当如是矣”，⑧并将他升为水衡都尉。江充被升为水衡都尉时，正好此年弗陵出生，即太始三年(前94)，则江充与太子结怨在“尧母门”之前不久。江充不顾太子情面，汉武帝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对他大为赞赏，并升官加爵，从侧面反映了汉武帝与太子关系的微妙。汉武帝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江充害怕一旦武帝去世太子登基，会对他进行打击报复，所以急于寻找机会除掉太子。江充从“尧母门”透露的信息得知，汉武帝已经不信任“不类我”的太子，其喜欢并寄予希望的是“尧母门”中所生的儿子弗陵。正巧阳陵朱安世状告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利用巫蛊害人，江充趁机上书汉武帝，说他的病都是因为有人使用巫蛊所致。汉武帝相信了此事，任命江充为使者，专门负责查办巫蛊事件。江充利用这次机会，诬陷太子，“因言宫中有蛊气，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太子宫，得桐木人”。⑨太子被逼无奈，只能反叛，最终被朝廷镇压，数万人受牵连而被诛。这就是汉武帝晚年震惊朝野的“巫蛊之祸”。“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在这次事件中，数万人死亡，皇后、太子以及大批大臣死于非命，给汉武政治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可以说，“巫蛊之祸”是西汉由盛到衰的转折点。江充等邪臣发动“巫蛊之祸”并非偶然，而是汉武帝晚期各种矛盾冲突的结果。审视“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尧母门”事件是难辞其咎的。没有“尧母门”所透漏出的汉武帝的心思，江充等邪臣是不敢向太子发难的。

　　后世的一些史学家，把“尧母门”和“巫蛊之祸”相连。如：宋代吕祖谦所著《春秋左氏传说》中曰：“汉武名钩弋之门为尧母，故江充遂谮戾太子，是知命名之际亦不可不谨也。”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亦曰：“臣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11)元代程端学所著《春秋本义》中曰：“犹有以尧母名门，使奸臣探逆其意，有危皇太子之心，以成巫蛊之祸者。”(12)汪克宽在其所著《春秋胡传附录纂疏》中有着相同的记载。(13)明代于孔兼道：“惟巫蛊之谤启于尧母”，(14)应该是对“尧母门”与“巫蛊之祸”之间关系的最精辟总结。以上诸家的共同点，都是将“尧母门”作为“巫蛊之祸”的起因。史家们的观点并非臆断，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尧母门”对汉武政治，乃至整个西汉中后期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汉武帝晚期到汉宣帝前期，帝位继承制一直是个非常敏感的社会问题。汉武帝违背嫡长子继承制而立幼子，在当时肯定引起了很大轰动。汉武帝在命名“尧母门”时，已经对这个孩子另眼相看，此后，卫太子在“巫蛊之祸”中身亡，其他儿子都不堪大任，更让汉武帝坚定了要立弗陵为嗣的决心。汉武帝晚期，多次对群臣表达这一决定。汉武帝常对群臣说弗陵“类我”，表达了对他的赞赏和肯定。为了让弗陵能顺利继位，又能在登基后政权平稳、健康运行，汉武帝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首先，汉武帝残忍地将弗陵的母亲赵婕妤送到掖庭，使她很快忧愤而死，避免了未来太后擅权的政治局面。其次，汉武帝寻求辅助幼君的忠臣。值得信任的臣子，第一要数霍光，然后是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霍光是名将霍去病的异母弟，被汉武帝视为最值得托付的人。汉武帝让画工画了“周公负成王”图赐给霍光，寓意让其效仿周公，辅佐幼君。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临死前，诏霍光等大臣托以大事。正式宣布立少子弗陵为新君，令霍光“行周公之事”，辅佐幼君。立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他们都受遗诏辅佐少主。汉昭帝即位时才八岁，霍光逐渐排挤了其他受诏大臣，大权独揽，“政事一决于光”。(15)汉昭帝英年早逝，霍光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刘贺行为不端，霍光将之废除，另立卫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为帝，是为汉宣帝。从汉昭帝即位(前87)开始，到霍光去世(前68)为止，中间有二十多年时间，政权基本掌握在霍光手中。霍光是汉昭帝上官皇后的外祖父，汉宣帝霍皇后的父亲。霍光专权，开启了西汉中后期外戚擅权的政治局面。此后，王莽以外戚身份长期擅权，并最终篡夺了刘汉政权，建立了新朝。西汉中后期外戚擅权，究其源，要上溯到“尧母门”。

　　“尧母门”不仅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此后的封建王朝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北朝时期，宋孝武帝的宠姬殷贵妃去世，文学家谢庄为其作诔文，其中提到“赞轨尧门”，(16)“尧门”就是汉武帝的“尧母门”。谢庄援引“尧母门”故事，奉劝宋孝武帝早日确定后嗣人选，否则会像汉武帝“尧母门”那样带来政治动荡。明宪宗宠爱万贵妃，万贵妃生性好妒，后宫嫔妃有子则杀。女史纪氏偶然得幸生子，为避免万贵妃迫害，太监张敏、被废的吴后等将纪氏之子偷偷养育，后被宪宗得知而立为太子，是为明孝宗。纪氏被孝宗追谥为孝穆纪太后，太学士尹直为其作哀册，其中提到：“睹汉家尧母之门，增宋室仁宗之恸。”(17)尹直以汉代“尧母门”为鉴，讽刺了明宪宗宠佞万贵妃，险无后嗣的荒唐举动。清朝雍正年间，大臣陆生楠上书曰：“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陆生楠上书之意，是要“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贰”。陆生楠本为朝廷命运考虑，没想到却引起了雍正的震怒，认为“如陆生楠之借汉武之事以讥刺者，实具狗彘不若之肺肠，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也”。(18)自汉代以来，不断出现大臣借“尧母门”事件讽喻朝廷的现象，这说明，“尧母门”已经成为鉴古明今的一面镜子，成为大臣讽谏皇帝的重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