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和上海财经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承办的“首届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坛暨第六届全国现代政治经济数理分析研讨会”，于2012年9月22-23日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委宣传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日本岛根大学等70余所著名大学和科研院所、政府部门的1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琪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王洪卫教授、东方毅拓展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杜汝波少将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围绕会议主题从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既交流了看法，又达成了共识。

　　一、建立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术话语体系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彻底粉碎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黄粱美梦，西方正统经济学遭到了质疑和批判，其中不乏来自西方主流经济学内部的批判之声。李捷教授在贺词中指出，中国社科院今年决定开办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五大全国性学术论坛，其目的在于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程恩富教授梳理了现今中国特色经济学已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例如：新的活劳动价值论、资源需要双约束论、利己利他新经济人论、公平效率同向变动论、公有制高绩效论、基础主导双重调节论、世界基本经济矛盾论、经济力与经济关系系统论、生产力系统论、经济利益核心论、三型社会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共同富裕论、农村两次飞跃论、经济科学发展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论，等等，在我国社会科学界是很突出的。武汉大学颜鹏飞教授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察，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新的思考，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总体性的三个命题：“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思想总体再现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再现客观辩证法”；“马克思的总体方法论：不能割裂事物发展的三大运动形式即对立性、统一性和中介性，尤其不能忽视中介范畴、中介环节和中介运动”；“研究对象总体：生产力（永恒因素／领先因素）一中介范畴一生产关系（原生态生产关系／次生态生产关系）”。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离不开从其他经济学流派吸收合理的元素，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乐明教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经济学诸流派沟通借鉴的分析框架，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情相结合是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但是，由于缺乏科学的“多样性”分析，各国在不同文化传统和历史条件下对于发展道路的选择，往往难以从理论上内洽地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合理引入“多样性”分析，可以有助于中国经济学界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核，开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实现“中国经验”的理论升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供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支撑。

　　批判与借鉴并行不悖，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精神。北京大学陈平教授借非平衡物理学和复杂科学提供的理论工具，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和外贸自动平衡神话、自稳定市场的均衡价格神话、有效市场和金融无套利机会的神话、噪声驱动宏观经济周期的神话、微观基础和理性预期（自愿失业）的神话、利率政策宏观调节的神话、转型实验、金融危机和市场经济的内生不稳定性等进行了经验和历史的检验，发现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看不见的手”即“自稳定市场”的神话，不但没有经验证据，理论上也是错误的。武汉大学龙斧教授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表现出显著的封闭系统特征，这种封闭性特征具体表现为研究范畴的封闭、逻辑结构和基础结构封闭、研究方法和模式的封闭、研究任务、目的和意义的封闭，其约定论、还原论、理性论试图建立起一种“普适经济学”。而从一般系统理论、整体主义、多元主义、相对主义看，新古典方法论自身存在逻辑性问题，即使配以现代计量方法，也常常在变量划分、关系设定与实践衡量中表现出合理性和可靠性问题。同时还认为理论的科学性基于方法论的科学性，后者是前者检验的必要机制，实践结果与理论预想目的一致性构成对方法论、理论科学性的又一必要检验机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不是对其理论和方法的全面否定，也不是对其资本主义微观行为、现象、关系和规律性研究的全面否定，更不是对它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作用的全面否定。但是用新古典这种在自身存在严重方法论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中国社会发展有巨大差异性条件下产生的理论来指导，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学构建是极端不合适和荒谬的。福州大学周小亮教授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偏好自涉、外生、同质、稳定基础上的偏好理论，运用“理性——个体主义——均衡”的分析框架，在解释现实世界的诸多现象时陷入了理论困惑和现实困境，也使主流经济学偏好理论在经历了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与现代经济学的显示偏好理论三大发展阶段之后走向了终结。主张从唯物史观角度探讨偏好演化基础，以“生产方式——人的本质——个体偏好”之间的内在逻辑为分析主线，探索以生产方式变革为核心的偏好引导与重塑，由此探索促进社会和谐、包容发展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