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说“中国话”,“洋话”不是衡量马克思主义学术品位和学术水准的参照系。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要说“大众话”,不能沦为少数精英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块钢”,不是一个任人涂抹的角色,不能以“图谱化”的名义和手法来肢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的形式才能实现,必须“入乡随俗”,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但不能走向险隘的民族主义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自身独特立场和确定性内容的理论体系,不是一种“风云变幻”的时尚理论或快餐文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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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说“中国话”,“洋话”不是衡量马克思主义学术品位和学术水准的参照系。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要说“大众话”,不能沦为少数精英自言自语、自娱自乐的智力游戏。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块钢”,不是一个任人涂抹的角色,不能以“图谱化”的名义和手法来肢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的形式才能实现,必须“入乡随俗”,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但不能走向险隘的民族主义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具有自身独特立场和确定性内容的理论体系,不是一种“风云变幻”的时尚理论或快餐文化。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作者简介:陈曙光(1975-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马克思主义应实现“中国化”,而非“西洋化”;体现“时代化”,而非“学院化”;走向“大众化”,而非“精英化”;回归“整体化”,而非“图谱化”;做到“民族化”,而非“民族主义化”;坚守“马克思主义化”,而非“相对主义化”。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说“中国话”,“洋话”不是衡量马克思主义学术品位和学术水准的参照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表述上来说,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而不是说“西洋话”。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人说“洋话”成为一种时尚,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出现了迷恋“洋话”的倾向,“洋话”成为衡量学术品位和学术水准的重要参照系。
迷恋“洋话”首先表现为以西方的流行话语解释马克思。西方的时尚话语刚刚登场时往往光鲜亮丽、光彩夺目,但大多不过是昙花一现,不过是“五分钟的明星”,随后马上就归于沉寂,湮没无闻了。现代西方最时髦、最具诱惑力和吸引力的话语不见得是最有生命力、最有真理权的话语,也不见得是对现实最具解释力的话语。用这些流行话语来解读马克思显然是不合适的,将马克思与当代西方的流行话语粘连起来,将马克思打扮成时髦的“好莱坞明星”也是不合适的。把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流行的解释框架中进行匪夷所思的自我演绎,展开美轮美奂的自我深化,马克思主义自身独特的内容在西方的流行话语中消解于无形,马克思搭建的学术舞台却让一群跳梁小丑在“演戏”,这些“跳梁小丑”喧宾夺主、自以为是的演出完全盖住了马克思的光芒,“马克思”却沦为了尴尬的龙套演员。
迷恋“洋话”还表现为用西方的时髦理论消解马克思。现在有些人迷恋西方的思想理论,将西方的地域性理论上升为普世性理论,将西方理论的特殊性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在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正因为有了西方学说的中介,马克思主义才得以顺利出场;正因为西方学术的担保,马克思主义才获得了当代在场的意义;正因为有了西方理论的裁判,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才有了切实的保障。
当前要深刻反省学术界存在的迷恋“洋话”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各国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作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既向各个国家的实践开放,也向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开放,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向当代西方的流行话语和流行思潮开放。但是这种开放是有限度的、有原则的,这就要坚持“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原则,坚守自身独特的思想内容,坚守始终如一的价值立场,而不是无限度、无原则的开放;不是无所顾忌地向对方靠拢,也不是没有底线地倒入对方的怀抱,而是批判性地吸取对方合理的东西为我所用,丰富自己,发展自己。西方学术和西方话语有其合理性和价值,但是,西方有西方的矛盾特殊性,中国有中国的矛盾特殊性,西方的话语在西方能用但在中国却不管用、不适用、不能用。将西方的思想理论、学术话语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无条件地嫁接到中国,由于无视中国的特殊文化传统、特殊历史语境以及特殊的国情,恐怕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的作用。不少西方学者秉持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将西方的选择作为我们的选择,将西方的模式作为我们的模式,将西方的理论作为我们的指导,将西方的思路作为我们的出路。我们不能落入西方的陷阱,跟随着西方的主张“起舞”,而应该保持独立的精神、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自信,对西方的学术话语和发展模式展开前提批判,寄希望于以中国人自己的智慧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将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神圣使命托付于西方,这是我们的文化责任,也是我们的文化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