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作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理论主题、相同的理论品质、共同的立论基础、共同的理论目标，这是三大理论成果整合进一个理论体系的理论前提。三大理论成果的产生和形成有着不同的历史境遇和不同的理论侧重点，这反映了三者之间的理论差异性。从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视角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既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又反映了理论体系本身的逻辑关系，这对于我们把握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和逻辑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 键 词：同一性；差异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龚剑飞，男，哲学博士，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2)09-0018-08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的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难点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对理论体系的准确把握，要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应当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出发对三大理论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即从同一和差异的角度探讨理论体系的逻辑构成，正如冯契指出：“只有通过辨同异，才能揭示出实在的本质，才能从现象上升到本质，从个别提高到一般。”[1](P325)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这个科学的理论体系的本质。

　　一、同一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理论前提

　　三大理论成果之所以能整合进一个理论体系，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是三大理论成果具有诸多同一性，即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共同的理论主题、相同的理论品质、共同的立论基础、共同的理论目标，这些同一性表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性。

　　(一)共同的理论渊源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非常重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非常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理论成果，二者不能偏废。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2](P369)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本质论”、“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等，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在党的十七大上，我们党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从逻辑上和历史上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区分，这一区分是科学的，符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的。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地位，把它提高到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败的关键地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3](P282)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4](P10)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源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异化”和畸形发展的观点等等，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依据。

　　(二)共同的理论主题

　　任何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有一个理论主题，这个理论主题在理论体系中处于支配性的地位。作为对三大理论成果整合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自身的理论主题，即“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智慧发现并提出了当今中国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不是别的，而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紧紧抓住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准确判断总体的国际形势，科学分析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和教训，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为坐标，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旨归仍然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

　　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科学发展观也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强调科学发展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使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致力于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而进行的重大理论创新，其根本目标仍然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相同的理论品质

　　所谓理论品质，就是一个理论内在的、本质的属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具有相同的理论品质，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体现了外部表现和内在属性的辩证统一。在外部表现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解决人们的僵化的思维模式和认识状态，这是我们党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在内在属性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论品质。这种理论品质要求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三大理论成果贯穿了这种理论品质。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明确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5](P312)后来，邓小平明确了解放思想的实质，即：“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5](P364)这就第一次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辩证地统一起来。正是由于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先后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江泽民进一步强调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又是邓小平理论精髓，只有继续坚持这个精髓，才能自觉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才能在新的形势下取得不断的进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与时俱进”的概念。他说：“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与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3](P537)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的理论品质，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辩证统一的，共同构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品质。

　　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继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全面总结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成果，广泛吸取和借鉴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从世界的发展形势和我国的发展任务出发，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探索并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发展的地位、发展的内涵、发展的目的、发展的途径、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条件、发展的方法等重大问题，深化和丰富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应该看到，这种认识是没有终点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加以丰富的，因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也就是个永恒的课题。

　　(四)共同的立论基础

　　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科学判断的确立，一举扭转了偏离正确航向的社会主义航船，驶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正确航道。基于这个科学的判断，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党的十三大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2](P370-371)此后，邓小平多次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2](P25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党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依据，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基本理论，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理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理论等，最终构筑起邓小平理论的大厦。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总结历史与现实经验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全面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6](P13)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要性的认识。

　　进人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面对新的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对我国的基本国情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确认：“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发展也有了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直接基础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这一点，党的十七大报告说得很明确。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4](P10)

　　(五)共同的理论目标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有着共同的理论目标，这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沿着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轨道，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出路问题。邓小平关注和思考的重大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他没有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而是从现实出发，从人们的生活现状出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这就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邓小平的论著中，虽然没有出现“以人为本”的字眼，但是他的思想处处体现着人民的利益。可以说，以人为本思想贯穿着邓小平理论的始终。

　　在理论目标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了邓小平理论的传统。“三个代表”，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三个代表”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但从逻辑关系上看，第一和第二个“代表”是为第三个“代表”服务的，第三个“代表”是目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党的建设与人民群众利益相结合的角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篇章。人民群众既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又是其成果的享有者，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根本目的。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明确了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中国共产党把以人为本置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地位，表明我们党对人民利益的一贯重视。胡锦涛在2003年的“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7](P369)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人民既是发展的主体，又是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