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明,男,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特质与近代以来中国遭遇现代性的现实图景,使得德里克研究毛泽东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具备了基本的理论合法性与可操作性。矛盾概念成为德里克分析毛泽东现代性思想的基本范式,并且这种分析是基于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性而进行的。中国在殖民主义现代性扩张下以被动姿态卷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基本生存境况,从根基上决定了毛泽东现代性思想发展的内在纹路,即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矛盾的综合体。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造及其理想主义社会试验就是对这一矛盾的反映,其理论思索与实践布展过程也深刻彰显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矛盾性,并最终走向了豪情与悲壮的矛盾体。

　　关 键 词:德里克/毛泽东/现代性

　　标题注释: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国外毛泽东学的历史逻辑及其理论评析”(项目编号:15JJD710004)。

　　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概念逐渐成为“热词”拓展到哲学、历史、文学等各个领域,从而具有了普遍性的理论特征。但是,系统研究毛泽东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国内外学界尚不多见。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就是较早注意到这一新的研究视域的学者代表。他在《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从现代性视角出发,集中探讨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实践,这些探讨超越了单纯意识形态的界分,对毛泽东的研究具有较强的学理性,使得“‘毛泽东’及其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研究,成为人类困境和异化悖论之普遍理论问题的一个值得深思的东方案例”①,因而对于深化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运用现代主义分析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合法性

　　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和理论资源中,几乎很少出现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相关的概念,毛泽东唯一一次使用“现代性”概念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②。很明显,毛泽东此处使用的“现代性”概念更多地是关于现代工业的一种“形容词式”表达,与当代西方学术语境中的“现代性”有着重大差别。那么,运用这些在毛泽东思想构架基本处于“缺场”的西方概念来研究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是否具有基本的理论合法性与可操作性?这是展开相关研究之前必须要回答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在德里克看来,尽管上述研究趋向存在一定理论风险,但是它内在蕴含着特定的理论合法性,有助于拓展毛泽东研究理论视野。这主要由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构成:

　　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特定形态的毛泽东思想,从根基上仍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本质规定性,即马克思关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内在逻辑张力也深刻地延续到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之中。尽管在西方学界,存在着关于毛泽东思想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还是“异端”的争论③,但是在德里克看来,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具有基本连续性,马克思主义在毛泽东的思想框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在此背景下,尽管毛泽东本人并未明确使用过现代性、反现代性等概念,但是就作为其理论“支援背景”的马克思主义而言,现代性的话语和逻辑张力则以显性形式彰显于马克思主义以资本批判逻辑为代表的叙事体系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基上而言,从属于西方现代性的理论谱系,但是其在继承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基础之上,又开启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主体压抑性后果的批判与反思,并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毁灭性力量的超越以建构一种新的现代性。这一努力,贯穿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思想发展的整体过程。所以,德里克认为,“由现代性所提出来的问题也是作为中国革命的前提积淀在指导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之中从而和毛的历史背景结合在一起。这个背景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背景而且是20世纪中国社会的全球性背景。探究毛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也许在很大程度上能告诉我们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作为其思想之构成要素的意义,也许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中国范围内的意义”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