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反越战、反文化运动、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以及“五月风暴”、“布拉格之春”等反资本主义浪潮的兴起，西方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民众运动。这就是几乎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新左翼运动。这个过程中，大学不仅成了左翼新一代激进分子的根据地，而且被视为冲突和变革的中心。当激进运动趋于平静之后，左翼分子退入学院和书斋，在晦涩高深的理论探讨中继续叩问那些困惑他们的问题，在讲台与著述中抒发未酬壮志。如果说新左翼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浪潮已经过去，那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左翼又迎来了新的学术话语时代。

　　从激进政治到学术政治 

　　20世纪60年代（1968年是高峰年），从巴黎到芝加哥，从布拉格到墨西哥城，都爆发了以直接行动挑战现有秩序的民众运动。这些运动既反对经济剥削，也反对种族的、政治的及父权制的统治，要求扩大民主过程和个人参与的权利。虽然受到中国、越南和古巴革命的影响，但运动却主要集中在大学校园和城镇，既没有创造持久的组织形式，也缺少一种能够把不同的团体和运动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意识形态。这也是新左翼运动与欧洲历史上1848年、1905年和1917年革命的不同之处。

　　由于没有稳固的基础支持，新左翼运动中客观存在的离心趋势最终葬送了运动。大学本来就是新左翼的根据地，在政治活动失败后，学术化自然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退路。再加上学院的自我扩张，学生人数增加，学术机构也把那些外部激进分子吸收到内部。这使得左翼的新发展获得了宽松的外部环境，并通过建立黑人运动的、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或新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学术团体，反抗着各自领域里的权威以及官方意识形态。如果说60年代左翼分子如马尔库塞还主张改变世界与改变自身生活的一致性，那么学术左翼基本上放弃了改变整个世界的努力，只要求改变个人空间里的生活态度，他们关注的核心往往是文化、社会、种族歧视、男女不平等等问题。

　　这种学术化并没有与政治脱钩。但无论如何，它不是那种在工厂里、街道上的解放政治，而是在艺术、性别、语言、家庭、身体、生态、种族、生活方式等领域展现出来的学术政治。它不是阶级或政党性质的政治，也不是从经济上思考政治，而是一种文化批判思想，一种从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上思考的政治，受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思想的影响。伊格尔顿认为，这种学术政治代表了丰富和深化左翼运动的新方法。无论是欧洲大陆，还是英美世界，到处都弥漫着这种学术化的激进主义。如代表美国人文学科激进潮流的萨义德，不仅打破了学院人文学科传统远离社会现实的局限，而且提倡一种对社会的干预，致力于“向权力讲述真相”。

　　当然，也有人对这种学术政治持否定态度。比如，罗蒂就对德里达、拉克劳和墨菲的政治思想进行了批判。在罗蒂看来，过于强调哲学，就等于牺牲了真正的、重要的伦理和政治问题。这种过于哲学化的做法，在美国和英国都创造了一种自足的学术左翼，而与真正的政治讨论无关。但不管怎样，从激进政治到学术政治，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左翼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