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董沐夕，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 250100

　　内容提要：针对党组织存在的党员结构失衡、中央权威不足、党内民主不充分等问题，二战后的澳大利亚工党从改善党员结构、调整党内权力分配结构、扩大基层党员直接参与党内事务的范围、加强党内各层级的交流沟通和良性互动入手，对党组织展开了一系列变革。澳大利亚工党组织变革的经验教训对现代政党的组织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维护中央权威是政党组织建设的根本前提；发展党内民主是政党组织建设的基本要求；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是政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推行网络党建是政党组织建设的创新举措。

　　关 键 词：二战；澳大利亚工党；组织变革；组织建设

　　澳大利亚工党成立于1891年，并在1901年建立起了全国范围的联邦工党。在12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工党以赢得大选为首要目标，始终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尤其是二战以来，基于新科技革命而引发的传统工人阶级的衰落、新中间阶层的崛起、公民民主意识的提高、新式传媒工具的普及等，使得“陈旧的”工党组织无法同新的社会环境相融合。工党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持续在野①迫使其开始重视党组织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于20世纪60年代正式开启了组织变革进程。本文试对澳大利亚工党在二战后的组织变革进行考察分析，并就其对现代政党组织建设的启示略述己见。

　　一、二战后澳大利亚工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

　　二战后澳大利亚社会环境的深刻变化，不仅使工党组织在二战前原本就存在的问题更加显露出来，而且还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工党在二战后进行组织变革的直接原因。

　　1.党员结构失衡。二战前，工党主要从工人阶级和社会下层中发展党员，但工党所吸收的个人党员数量极其有限，工党的党员主要是来自集体入党的工会会员②。以工会集体党员为主体的党员结构存在其固有的弊端。第一，工会对内是工党的集体党员，对外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政策主张和组织机构的独立组织。工会与工党的功能和目标是不同的，工党作为一个政党，必须从全局出发，综合考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而工会作为代表工人阶级的政治社团，在大多情况下往往只考虑工人的利益。当工会的目标与工党的目标相冲突时，工会优先考虑的往往是自己的目标而不是工党的目标，甚至不惜采用激烈对抗的态度和行为来反对工党的政策，这使得工党内部派别斗争十分激烈，难以制定出统一有效的政策。第二，在以集体党员为主体的党员结构下，个人党员的权利容易被忽视，个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作用也十分有限，这就严重打击了个人党员的积极性。第三，女性、土著人等社会群体因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原因而被排除在劳动大军之外，更没有资格加入工会。因此，工党党员在集体党员和个人党员方面的结构失衡，会进一步导致工党党员在性别、人种方面的不平衡，具体体现为白人男性党员在工党党员中占有绝对多数，而女性党员、土著党员的吸收和发展受到了忽视。工党在党员结构上所表现出来的狭隘性，不利于工党现代形象的塑造。

　　2.中央权威不足。在地域组织上，工党有六个州党部和两个领地党部，分别对应着澳大利亚的州和大陆领地，各州级党部下辖地方支部③。澳大利亚联邦工党成立于澳大利亚联邦之后，工党的党组织结构因此也是高度联邦制的，相对独立的各州工党支部本身就反对联邦工党将权力集中化的企图④。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工党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州一级的党组织中⑤。与此相对应的是党中央权威的严重不足。在组织结构上，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是最高的权力机构和执行机构⑥，但直到1967年，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只有6个州的党组织各派出的6名代表，一共是36名成员⑦。1967年，时任工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在参加西澳大利亚州的州代表大会时指出，澳大利亚工党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党组织，澳大利亚工党的联邦机构只有一个全国秘书处加两个排字工人的小组⑧。

　　工党中央权威的不足对工党凝聚力的发挥是极为不利的，而且极易造成党组织的分裂。从历史上看，工党自建立以来曾经历了三次大的党内分裂。第一次是1916年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强制征兵问题上党内产生严重分歧而导致的分裂⑨；第二次是1931年因在制定应对经济大萧条的政策问题上观点无法调和而发生的分裂⑩；第三次是1955年在东西方“冷战”条件下工党内部因对共产主义态度的不一致而再度发生的分裂(11)。尽管工党的每一次分裂都有着特殊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一致的——工党因中央权威的不足而无法对整个党进行集中协调和统一领导。

　　3.党内民主不够充分。随着二战后民主诉求的日趋高涨，工党存在的党内民主不充分的问题也便随之浮出水面。第一，基层党员参与直接选举的范围小。以工党领袖的选举为例，由党主席、副主席、书记组成的组织领袖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12)，党的各级政治领袖由各级议会的议会党团表决产生(13)，即基层党员只能以间接的形式参与到工党领袖的选举中。第二，基层党员无法参与到党内决策中。工党传统的决策体制是，只有州支部、澳大利亚青年工党、联邦议会工党以及其州分会与过半数州的澳大利亚工党有关系的工会，才有权向联邦执行委员会提交议题；在某些特别议题由过半数支部提出且这些议题确实具有全国意义时，召开特别全国代表会议(表决)(14)。工党的这种决策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基层党员基本没有机会参与到党内决策中来。而且，由于全国代表会议中工会代表占有绝对多数，这使得工党决策的结果往往是工会利益的体现，议会党团乃至党的领袖的意志在决策中很难得到贯彻，个体党员的意志更是被排除在外。第三，党内信息沟通渠道狭窄。在二战前信息传播媒介尚不发达的条件局限下，工党的基层党员主要是通过口口相传、报刊、广播等途径来获取党内信息。这种上情下达的单向沟通方式使基层党员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无法将自身的意愿传达给党的高层来影响党的决定。因此，在党内沟通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一方面是党将信息强行灌输给基层党员，另一方面是基层党员的集体失语和积极性的减退。

　　二战后民众民主意识的逐渐觉醒使民众要求参与政治的民主诉求开始高涨。尤其是对于二战后崛起的新中间阶层而言，他们本身加入政党的意愿就不强烈，即使加入了政党也是倾向于通过更加民主的方式参与到党内事务中。在此情况下，工党组织民主性的缺乏便成为了阻碍工党吸收党员的一个重要原因。党内民主的不充分因此也会成为阻碍工党扩大社会基础的关键因素。

　　工党在组织方面存在的以上问题是工党同二战后澳大利亚社会环境相脱节的表现，是导致工党在20世纪50、60年代长期在野的主要原因。当工党意识到这一点之后，组织变革也就随即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