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在中共党史和中共思想史阶段划分问题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混淆。本文以中共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界定为切入点,就中共思想史分期标准及掌握尺度提出看法,并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共思想史的主要内容和发展特征作了描述。

　　关 键 词：中共党史学；中共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中共党史、党的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的有机结合,既构成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又具有鲜明的阶段与时代特征,所以不同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熟状况,理应成为中共思想史的阶段划分依据。多年来,由于对中共党史与中共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缺乏恰当区分,中共思想史研究在阶段划分即通常所谓历史分期方面,有简单搬用中共党史分期的问题,现有研究成果基本上都是按照

　　党史而不是党的思想史的分期线索来分析和叙述党的思想史,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二者的区别。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与学界同仁探讨,以共同推进中共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根据近代中国革命的性质、社会主要矛盾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党所面临的任务和工作特点,中共80多年历史进程从大的方面可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若进一步细化则包括几个重要阶段:党的创立与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1921-1927)、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1949-1956)、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7-1966)、“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历史转折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76))。这种阶段划分党史学界一般能够认同,并为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采纳。从研究对象讲,中共党史学就是对这80多年来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进程及其规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如何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科,属于近现代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分支。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尤其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地位,决定了中共历史不同于一般政党的历史,中共党史学不同于其他历史学分支,其研究对象综合性特征十分突出,即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学分支的中共党史学完全可以单独立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是一个包含诸多研究领域的庞大的综合性学科体系1。而在中共党史学学科体系中,党的思想史又居有独特地位。这不仅因为它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在思想领域的反映,是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在的思想理论学说中的体现,而且因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史有其自身从萌芽、形成到成熟、发展的独特的过程和规律,有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其中更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显然,这方面的研究课题不是一般的近现代史研究或通史性的党史研究所能回答的,而必须从专门史的角度认真分析和总结。

　　单就时间概念而言,中共思想史与中共党史是同步的,其历史与逻辑起点,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下限则迄今为止。二者间这种共性的存在,是人们之所以习惯于按照党史分期来叙述党的思想史话题的主要原因所在。而在这样做的时候,中共思想史的个性、学术特征就被忽略甚至埋没了。党的思想史的个性和学术特征从根本上讲,是由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决定的。

　　虽然中共党史学和中共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都要覆盖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主题,但前者属通史类综合性研究,内容极其宽泛,举凡党的活动触及领域,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教育、社会等,无不在其研究视野之内,且有行业史、区域史、断代史、人物志、基础理论等分门别类之研究,中共思想史则不同。作为中共党史学的专门史研究领域,中共思想史研究专注于党的思想发展历程,即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社会实践中,如何不断提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认识水平,并以这种理论和认识为指导,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前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不断结合。研究当中,进入中共思想史视野的,除了党自身思想理论的发展,如建党初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历史上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克服、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等之外,更多的是那些对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历程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复杂社会因素,包括当年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影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中共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影响、“反修防修”与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之间的关系等。整个研究尤其侧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历程的内在规律和完整过程,侧重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科学体系。

　　中共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必然有自己不同于中共党史的阶段划分标准。众所周知,中共80多年思想发展史上,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一脉相传之“脉”,其本质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80多年来,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最大贡献也在于此,即不断以中国化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满足广大中国人民的现实需要,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一主线既决定了中共思想发展史的阶段性特征,也是中共思想史的分期标准与核心内容。严格地讲,所谓中共思想史,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通过实践探索和理论总结,不断达成对中国问题的规律性、真理性认识。

　　在中共思想史阶段的具体划分上,须把握好两个尺度:一是不同历史时期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问题的主观自觉与实际能力。这是党自身的问题,其中包含着两个层面的问题,而以往人们关注比较多的是“ 主观自觉”,即党的领导者们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对后者即党的领导者们是否已经具备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实际能力重视不够。二是马克思主义能否同中国实际顺利结合的客观条件与社会环境。这是实现结合的外部因素问题,因为光有主观自觉和实际能力,而无相应的客观条件和环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熟于延安时期,与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的大环境,以及党中央有了相对稳定的后方根据地这样良好的理论创作条件,是分不开的。

　　根据上述分期标准和操作尺度,笔者认为可将中共思想史作以下几个阶段的划分:

　　第一,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前,时间大致是14年。如果把党的历史比作人的一生,那么,这14年,中共正处在幼年阶段,其思想成长的最大特征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蹒跚学步。作为幼年的党,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与场合里,就全党或党的主导层面以及当时党的生存环境来讲,既缺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客观条件,也缺少实现这种结合的主观自觉与实际能力。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建立起来的,最早的57名中共党员是由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通过“南陈北李”聚拢起来组建政党的,也就是说,中共的诞生,共产国际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功不可没。但是,中共的早期奋斗历程,又长时间为共产国际和苏共的教条主义、专断作风阴影所笼罩。作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1935年之前,中共几乎所有重要会议,都有共产国际代表参加,而且起最后拍板作用;同样,这一时期党的几乎所有重要决议,事先也都必须征得共产国际总部所在地、遥远的莫斯科方面的认可,并提交相关文件的副本。试想,在此种体制和背景下,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想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该有多么艰难!这一时期,如果共产国际及苏共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正确的话,固然有助于中国革命的进行,遗憾的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显然,这种来自“上级”的阻力,曾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

　　其次,从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后期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在中国大地广泛传播,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再到1924年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爆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只有短短几年时间。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刚刚来到中国,就赶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高潮。那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早期共产党人包括领导者们,还来不及认真消化这一新的科学理论,就投身到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中,形势不允许他们静静坐在书斋里仔细揣摩马克思主义理论。其结果一方面是大多数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理解上有不同程度的走形,一方面对中国社会实际了解很不深入,理论与实践处在脱节状态,远远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相结合。早期党的领导者们理论素养的这种先天不足,对日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党的历史上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前,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以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从思想原因看,最根本的就是缺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主观自觉与实际能力,而这三次重大错误恰恰都发生在遵义会议前的这一阶段,并给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造成灾难性的损失,发生了两次革命由胜利到失败的重大逆转。

　　这14年中,尽管党的领导者中也有人如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等,在无产阶级领导权、中国革命道路等原则性问题上,并不赞同中央的主流意见,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形成了后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许多重要观点和命题,尤其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系统理论。但是,一方面,在当时党内缺乏民主、领导者工作作风专断的前提下,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意见并不被“左”倾路线主导下的党中央及共产国际接受,难以在最可能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党,此时的中共毕竟尚处在幼年阶段,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之认识还十分有限。即使毛泽东本人在这一阶段,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通盘驾驭能力,也远未达到后来的那种水平,毛泽东思想尚处在萌芽和形成中。所以,总体上讲,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还刚刚起步。

　　第二,从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间大致是21年。与前面的蹒跚学步不同,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苦磨练,已经长大成人,从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所知不多的幼年的党,成长为自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熟的党。同时,客观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各种有利条件。中共思想史上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形成、成熟,并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

　　恩格斯曾讲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正如此。如果说,1935年至1956年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极其辉煌、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其历史序幕是遵义会议揭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者们第一次坐在一起,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会议基本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重新恢复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为随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而在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而遵义会议所以能够开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革命有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历史比较。这种比较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认识和总结中国革命客观规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践素材。没有这样的历史对比,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为人们所认识,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走向成熟都是不可能的,错误和挫折往往更能教育人。

　　遵义会议以后不久,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随后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从这时起一直到1948年3、4月间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延安,进驻河北西柏坡,毛泽东在陕北一呆就是13年,度过了他革命战争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通常称作“延安时期”。这期间,一方面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波澜壮阔,胜利发展,革命规律的充分展现;一方面是党中央有了相对稳定的后方根据地,从而为毛泽东静下心来进行系统的理论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最能体现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代表作,绝大多数出自延安时期,这并非偶然。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的主要领导者的理论著作,也多写于这一时期。1938年10月毛泽东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以及1943年7月王稼祥关于“毛泽东思想”正式概念的表述,更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的重要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毛泽东思想最终发展成熟。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面对法西斯势力在欧洲的崛起,共产国际和苏共方面政策有所调整,对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控制开始松动,以求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于中国革命,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支持。1943年,尊重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存续20多年的共产国际最终宣告解散,这更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提供了必要的能力施展空间。

　　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共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突出意义。通过整风和党史学习,全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操作能力空前提高。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两个重要历史文献的诞生,即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七大修改通过的新党章。前者统一了全党对建党以来党的历史和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的认识与评价,后者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思想地位,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这一切清楚表明,经过20多年革命斗争实践的锤炼,中共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更加成熟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程前景十分宽阔。主观自觉与实际能力方面,无论是党中央领导层还是普通党员干部,思想是统一的,认识是明确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当时在党内没有多大市场。客观条件与社会环境方面,情况比较复杂,既有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首先,作为一个几亿人口国家的执政大党,中共在思想理论和社会发展模式选择上拥有充分自主权,无须听命任何外部势力——无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背景同战争年代比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中共走上了执政地位,从一个“破坏”的党转变为建设的党,历史方位的这一改变势必带来任务和使命的根本性变化。如果说,过去长时期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很大程度上是理想和信仰的话,现在则是将理想变为现实、理论付诸实践的时候了,其难度不是打仗能够相提并论的,毕竟破坏容易建设难。与此同时,对于刚刚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来讲,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如何建设,没有先例可循,而唯一现成的经验——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日后实践证明其消极面远远大于积极面。

　　就毛泽东个人而言,无论实践探索还是理论创作,建国头7年都堪称辉煌时期,达到其政治生涯的颠峰。这7年里,毛泽东领导着占世界人口1/ 4的大国,在长期战乱造成的废墟基础上,成功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这一转变具有双重意义,既有生产关系方面革命性的制度变更,更有生产力方面的艰难起步和改观,一方面是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一方面是独立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初步形成。与此同时,以“论十大关系”讲话发表为标志,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斯大林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条道路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当时提出的两个重要命题上——“以苏联为鉴戒”和“适合中国的路线”。这两个命题的提出,把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尽管后来这种探索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出现很大曲折和反复,甚至是中断(如文革时期),但薄一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始于毛、成于邓”的提法,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第三,从1957年反右派运动开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时间也是21年。但是,同前21年的成功和辉煌相比,这21年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遭受巨大挫折的阶段。在这21年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主要来自主观层面,即党的主要领导者及党的领导集体都不同程度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左”的迷误,形势判断失误,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教条化,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越来越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同时,由于党内民主生活和国家民主法制建设不健全,权力高度集中而缺乏有效监督机制,以至领导人犯了错误却无法及时纠正。这些给我们留下需要认真总结吸取的经验教训。

　　1957年开展的反右派运动,是当代中国历史同时也是中共思想发展史的重大转折点,正是从这一刻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航船偏离主航线,几乎是义无返顾地向“左”驶去。反右派运动的严重扩大化,是“左”的错误在政治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则使“左”的错误在经济建设领域得到贯彻。这以后,人们越来越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于不顾,置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于不顾,置中国具体国情于不顾,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大行其道,最终走向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灾难。这期间,虽有“七千人大会”前后有限度的纠“左”努力,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局面自然难有起色,更不可能阻止“文革”的最终发生。“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理论和具体工作虽不能讲一无是处,但就指导思想而言,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符合中国国情,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因而必须彻底否定。这十年几乎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剩下的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肆意践踏。

　　第四,从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现在,属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继往开来的历史新阶段。经受了20余年的坎坷曲折,经过认真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空前提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了第二次理论飞跃,产生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这种提高一方面固然得益于党对自身“左”的失误的教训总结,同时也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中学到许多有益的经验,苏东事件成为我们巩固社会主义胜利成果的它山之石0更重要的是,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集体的引领下,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继续昂首前进,并没有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放弃半个多世纪来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

　　从党的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讲,这一时期最值得提及的有两大历史事件,一是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是1992年初的邓小平南方视察。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历史功绩就是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之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曾掀起一场人们今天仍记忆犹新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矛头直指“两个凡是”。今天看来,当年的讨论话题似乎非常简单,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ABC。但经历从反右到文革长达20余年的“左”倾思想洗礼,人们的思想已经极其混乱,许多最简单的是非都难以辨清。此种情况下,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意义也就可以想象了。这场讨论实际上成为成功召开三中全会,全面清理左的错误的前奏,在中国大地上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冲锋号。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有一个共通之处,都是以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为逻辑起点,其理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上全面展开的。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邓小平从时代特征出发,更多地强调了实践标准问题。

　　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历史新时代,而给予这样一个伟大时代以巨大精神支持的,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在有关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发展问题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了全面修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在此之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始终是模糊、懵懂、似是而非的,即邓小平所讲的那样——社会主义建设搞了几十年,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仅如此,邓小平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所以称之为“飞跃”,是因为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已经而且将会继续证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符合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南方重要城市,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即人们所熟知的“南方谈话”。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改革开放以来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一系列认识问题,其中许多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没有的,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整个南方谈话紧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澄清了多年来人们的种种模糊和错误认识,堪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由于“南方谈话”本身意味着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的理论思考基本趋于成熟,因而,谈话发表当年即1992年11月前后,理论界开始提出和使用“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很快得到社会的普遍响应。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并写入修改后的党章。1998年,邓小平理论更以国家的指导思想地位被写进宪法。

　　“南方谈话”之后,本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首先是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接着是以胡锦涛为首的新领导集体有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和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将更加系统和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将继续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历史。中共思想史研究就是要肩负起忠实再现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画面的使命,中共思想史分期则应以不同阶段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和特征为主线。只有这样,中共思想史研究才能不偏离党的思想历史的发展主线,从而也才能更好地体现出自身所具有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特征,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