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十六大以来，国内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在微观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诸如“化与被化论”、“结合论”、“融(契)合论”、“批判继承、能动选择、扬弃提升论”、“哲学形态与哲学新形态构建论”等。然而，仅从微观领域研究，很难使读者从全局上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笔者就当前研究成果提炼概括为“谁化谁与谁被化”、“谁可化与谁不可化”、“为何化与如何化”、“和谁结合与怎样结合”、“如何批判、选择与怎样扬弃、提升”、“构建什么样哲学形态与怎样构建哲学新形态”等，以期为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者的研究活动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述评

　　作者简介：冯飞龙(1972-　)，男，陕西延安人，宝鸡文理学院哲学系副教授，法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3)06-0020-04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命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与论证，基本上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在和中国实际(革命、改革、建设)、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含中国优秀哲学思想)的双向互动中实现了中国化。然而，由于研究者的研究角度不同，其研究成果出现了诸多不同的表述，客观上造成了人们对这一问题认识上的混乱。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成果的综述，以期统一认识，科学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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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化与被化论”。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词是“化”字。首先，“化”是“为(被)……所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传统哲学所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化。其次，“化”本身是一种价值选择，即主词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宾词中有价值的部分而化之。[1]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的双向互动中，在“化”与“被化”的过程中被中国化了。[2]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在“化中国”的同时“被中国化”的过程。[3]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化”，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内涵的中国化。[4]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位“洋媳妇”，她想完全独立而不被“同化”是很难的。要处理好中国传统哲学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际”关系，最佳办法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中国哲学这一大家庭中的一员，给她提供一个安身之所。[1]另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中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5]全面梳理学者们对“化与被化”问题的论证，总体上可形成一种较为统一的认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要义和实质只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融合，在“化与被化”的过程中实现通俗化、大众化，才能真正为中国民众所掌握。学者们的论证既廓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化的困惑，又阐释了“谁化谁与谁被化”、“谁可化与谁不可化”、“为何化与如何化”等问题，避免了“化”的过程中对象、内容的混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具体化、现实化、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过程。而“主动化”和“大众化”的提出，则进一步反映了研究的科学态度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价值取向。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结合论”。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新鲜实践经验相结合。[6]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相结合[7]等。纵观学界有关“结合论”的论述，其目标基本一致的指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或与中国实际、或与中国传统文化、或与中国哲学的单个、双项或多项的结合。这些论述实际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即“和谁结合与怎样结合”的问题。相较学者们的论述，笔者更倾向于这样的认识，即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质上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包括革命、改革、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同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优秀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且与中国哲学(包括中国哲学优秀传统、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原因在于：其一，中国实际，也叫中国国情，即中国在发展的过程各阶段(革命、改革、建设)所处的社会实际，包括中国具体实际(含具体实践、革命与建设实际、革命具体实际、当前现实、社会现实、现实实践)、时代特征、实践经验等方面，这种表述具有较高的的综合性与概括性。其二，相较于内容宽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选择使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表述更科学、更准确。因为前者的范围较大，后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使用后者可以避免“凡马克思主义哲学都要中国化的”的错误。其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含中国哲学优秀传统)比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表述更科学、更合理、更准确。中国传统文化(含中国哲学)中的不合时宜的内容——即消极因素，当然不应该在我们“化”的范围，而中国哲学比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表述内涵更小，范围更窄，不足以体现我们结合的需要。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融(契)合论”。“融合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主要是指与儒家哲学的融合。[8]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学理上具有相融性、相通性，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为便捷的方法。“契合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朴素唯物论的契合，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契合，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中国传统哲学知行观的契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社会历史观的契合。[9]纵观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含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的“融(契)合”的概括和论证，实际上揭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以简单的“融(契)合”为目标，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复制、粘贴和简单的堆积、叠加，而是为了探寻他们之间的内在规律，在继承的基础上创立与现时代特征和要求相一致的，既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并为中国老百姓所接受和掌握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批判继承、能动选择与扬弃提升论”。所谓“批判继承论”，是指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依据客观实际的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批判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中的消极因素，继承其积极和有价值的方面，并赋予其与中国具体国情和文化氛围相适应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能动选择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实践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能动地选择与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相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理论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用以解决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并在实践中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扬弃提升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相结合，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审视、批判、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消除其落后、消极的方面，又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的现实实际出发，研究、发展、改铸和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10]综上，学者们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部分作者表述为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哲学，对此观点前面已经论述过，笔者更倾向于使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里就不再多做阐释)的结合，选择使用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审视、反思、批判、继承、扬弃、改铸、提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提出要能动地选择、运用、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哲学)的精粹，并在实现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体现和反映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深化和未来的走向。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哲学形态与新形态构建论”。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要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形态。[11]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经有了现实表现和初步形态。毛泽东思想中的“两论”、冯契的“智慧说”等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12]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有着“现实化形态”和“学术化形态”这两种不同的存在形态。[1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由“观念形态”转为“实践形态”的过程。[6]也有学者认为，从哲学理论创新、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等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形态”，又是构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现代形态”，还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14]而在如何建构“哲学新形态”方面，有学者指出：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凸显民族性。[15]必须在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对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当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具体成果进行消化、吸收、升华和提炼。[16]纵观学者们的研究，我们发现学者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既论证了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要性，又分别从“哲学形态论”和“新形态构建论”的角度，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与“理论版本”，“现实化形态”与“学术化形态”，“中国形态”、“现代形态”与“当代形态”等内容，进而从多个层面论证了“如何构建”和“怎样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等问题。在这里，学者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视为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一个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内容、新形式的过程。学者们这种“内容”与“进程”并重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