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学风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反对主观主义，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中形成的；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风

　　作者简介：张红岩(1964-　)，女，辽宁台安人，兰州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4)03-0201-04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看，还是从今日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现实语境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以什么样的学风、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能否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诚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而且确实说来，直到今天，也同样还“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2]。

　　根据毛泽东关于“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3]民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绝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态度，而应该采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坚持一切从发展变化着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看做是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4]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理论，一定要根据，也一定能够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敏锐把握时代特征，不断从实践中吸取营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学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与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光辉典范。

　　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就已经提出了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工人阶级必须“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5]。还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的1847年，针对海因岑关于“共产主义是一种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即自己的核心出发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的教义”的观点，恩格斯就严肃地指出：“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6]在标志马克思主义正式问世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公开申明：“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绝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7]而他们在时隔25年之后的1872年谈到《共产党宣言》时则承认，尽管“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为“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8]。1877年，针对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而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主义理解的企图，马克思给予了严厉驳斥，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9]。同样的，面对19世纪70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被自称是马克思学生的布鲁斯、马隆等人歪曲得面目全非的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嘲笑道：“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10]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承担了发展、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责任，在指导国际工人运动中对如何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给予了更多关注。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他郑重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1]因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2]。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恩格斯在评论杰维尔的《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书的时候，指出其“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13]。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把能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看作区分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标准，并以此对德国党内由那些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的大学生和年轻的著作家所组成的“青年派”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他们属于10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种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4]恩格斯写这段话的原因还在于，要使马克思主义能够为各国工人阶级所接受并发挥实际作用，必须要有各国的实际经验的支持和检验，所以他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对美国工人运动的指导作用时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相互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希望美国人一开始行动就完全了解在比较老的工业国家里制定出来的理论，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15]“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越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越多由他们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坎”[16]。在《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49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恩格斯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17]他根据工人阶级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新变化提出了利用普选权这一合法的和平手段进行革命斗争的崭新方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创造性贡献，堪称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

　　列宁也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列宁深切地认识到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得失成败，因此“我们应当首先和特别注意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不是我们死记硬背的教条。应该把它当做行动的指南”[18]。为回击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主义者对俄国革命的干扰和破坏，列宁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9]总之，“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20]，“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作出了精辟概括：“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22]也正是由于列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本身就需要以科学态度对待，需要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中得以不断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永葆其科学性、革命性以及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