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白鹤（198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女，副教授，哲学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要：在《社会学大纲》《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等著述中，李达在吸收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上，依据自己对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探寻中国新文化的建立路径时所遇到的重要问题，对新旧文化的关系、新文化的“民族形式”、新文化建设中的“文化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深入阐发。他的这些思考不但有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现实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李达；《社会学大纲》；中国新文化；“中国本位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10&ZD06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上半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逻辑与文化意义研究”（13BKS013）

　　近代以来，关于文化的“古今中西”的争论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热点。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这一突显文化民族性的概念引发了思想界的热烈关注和探讨。李达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直重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中国社会的特殊发展规律，帮助中国人民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1］，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在李达的著述中，并没有就文化问题以专文的形式直接参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文化的讨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的文化问题漠不关心。1937年，《读书》杂志刊载了一篇对李达的访问，主要内容是请刚抵达上海、时在北平大学任教的李达介绍一下当时北京的文化运动的情况。在那篇访问中，李达就对新启蒙运动的性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的必要性以及新旧启蒙运动的区别作出了简明清晰的阐述，并对当时杨立奎等对新启蒙运动的攻击表示反对［2］。可见，当时思想界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一直在他的关注视域之中。

　　一、文化的含义及新旧文化的关系

　　在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中，第五章“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梳理了由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特征之后，在最后一节“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对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新文化的特征进行了讨论。实际上，全书也是在这里才出现了“文化”概念和关于文化的直接讨论的。尽管他在书中没有对“文化”概念做出明确界定，但是从他在文中对“意识形态”和“文化”概念的前后使用来看，他所说的“文化”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这一时期其他的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曾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对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过一些明确的表述。艾思奇在发表于1936年的《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一文中指出，“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人类文化的基础，而人类的文化又只是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3］。柳湜则在发表于1938年的《什么是思想运动与文化运动》一文中指出，“社会的构造是由下层基础和上部建筑合成的，下层基础是社会经济结构，上部建筑却又可分为上部建筑一和上部建筑二，一是政治法制的生活过程，二是社会意识诸形态的过程。平日我们所谓文化，就是指某特定社会的上部建筑二”［4］。将这些表述与李达关于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论述“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5］235相比照，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进一步推断出，在李达这里，“文化”也是被作为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上的观念上层建筑来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