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时代主题和中国社会发展实践需要的变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不断进行选择、运用与发展创新的过程。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核心。而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实践需要是不断选择的依据，探索正确的实践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理论创新的目的，取得实践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检验标准。在实践中提升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需要

　　作者简介：于桂芝，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时代主题和中国社会发展实践需要的变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不断进行选择、运用与发展创新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解决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任务、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是全部问题的中心。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实践需要是不断选择的依据，探索正确的实践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理论创新的目的，实践上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检验标准。而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方案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体现，而从中总结提升出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就是崭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由于不同时期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者们所面临的实践任务有很大不同，这种情况客观地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不同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需要、选择和理解都有所不同。由此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深深地植根于实践，它的生长点就在于实践，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核心。

　　新中国成立的实践需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中国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为了自强自救，中国人发起洋务运动，首先学习西方的器物；甲午海战失败后转而又学习西方的制度，尝试维新改良的戊戌变法，结果也以失败而告终，于是改良派退出历史舞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日渐强盛，辛亥革命终于推翻封建王朝，宣告封建社会在中国的终结。这一革命不仅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推动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而且直接促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发展的里程碑，它直接导致中国共产党成立及其领导的武装斗争，并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可以说，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实践就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如何建立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运动不仅决定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走向，而且也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历史命运。

　　1.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需要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本质特征，它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方法和理论而诞生与存在的。中国革命实践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整个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丰富的哲学思想中哪些内容能够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选中从而中国化，完全取决于这种实践需要。而这种需要本身又是由中国社会革命特点决定的，所以说，中国社会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程。

　　第一，与教条主义危害进行斗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了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开始了千辛万苦夺取政权的过程。1927年大革命失败使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必须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建立自己的武装，走自己的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成立新中国。但这条道路是马克思恩格斯任何著作文本都没有说过的，也是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中心城市工人阶级武装起义这一成功经验截然不同的。因此毛泽东的实践必然要遇到那些只知道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教条主义者的激烈反对。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与教条主义的斗争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历的最严重斗争。在“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本本”是靠得住的，只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革命经验才是对的。中国革命只能从“本本”出发，只能照抄照搬苏联经验，否则就是“离经叛道”。这一时期，党内连续出现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错误。尽管它们表现形式、具体特点、特别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有很大不同，但是不善于、不提倡、不允许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独特革命道路，不从中国革命实际需要出发却是他们的共性。

　　第二，中国革命实践需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面对脱离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带头进行斗争，从思想路线高度论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初步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1930年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研究》)一文，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①然而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他的正确意见并没有被人们接受，相反，他本人受到长期反复的打击。他一手创建红军并领导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胜利却被迫离开红军。思想上，他长期被扣上右倾帽子。由于没有留洋的经历，有人针对他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由于他强调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又有人指责他是“狭隘经验论者”。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错误把中国革命引上绝路之后，毛泽东才在遵义会议上再次获得对红军的指挥权，进而成为中国革命的舵手。教条主义危害使毛泽东深刻体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是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上述惨痛教训以及他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斗争中形成的。后来在《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实事求是作了经典表述，并且运用它对各种不同领域问题作了成功分析。1942年延安整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深入人心，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终于为全党所接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

　　2.中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选择

　　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中国人几乎就没有听说过马克思的名字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便很快在中国传播开来，并在其指导下于192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伴随着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断得到运用和发展。那么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被中国先进分子所选择和接受？中国人又是通过什么途径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接受的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中国社会为什么能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显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完全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实践需要。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80年间，先后爆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但这些革命都没有真正使中华民族摆脱受欺凌的命运。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方面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极大地鼓舞了先进的中国人，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决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拯救苦难的中国；另一方面，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帝号召感到振奋，这就有力推动了先进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把富国强民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身上。因此，中国社会迫切需要能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代理论。

　　马克思主义正是顺应时代潮流，在对旧世界批判与分析中掌握中国命运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以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全面扬弃形式出现的，这种既是西方文化产物又是现实资本主义文明叛逆者的思想特征，正好满足了先进中国人试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超越资本主义文明救国良方的希望。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建筑于其上的整个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产生、发展直至灭亡的历史命运，对资本主义文明下的人间罪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批判，并勾画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社会主义文明蓝图。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性分析和批判，使饱受剥削压迫的中国人民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实质及封建制度的腐朽性，认识到无产阶级自身解放与国家独立的关系，从而反帝反封建的救亡图强和人民解放就成为那个时代“二位一体”的首要任务，这样，超越自身传统局限与符合中国革命历史特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得到了完美统一。可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很快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就在于它能指引历史潮流，完成反帝反封建建立新中国双重任务的伟大实践。

　　第二，中国人又是通过什么途径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之前除极少数留学生外，一般中国人是不知道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直到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发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开始在中国传播。可以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毛泽东形象地概括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③横跨欧亚两洲的俄国，由于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其文化具有双重性特征，既具有欧洲文化特征，又具有亚洲文化特征，并内在地包含着东西方文化冲突。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使得它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着桥梁和中介的作用。不过俄罗斯之所以能充当西学马克思主义东渐的桥梁，成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介，关键还在于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与中国具有相似之处。对此，毛泽东作了很好的说明：“中国有许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相同，或者近似的。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这是相同的。”④所以，“五四”运动后中国国内迫不得已的革命局势和对苏俄情感上的认同，是直接导致俄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能动选择和广泛传播的原因。

　　可见，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以俄国马克思主义为中介的。历史事实也证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和共产国际帮助下而诞生的，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且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绝大部分都到苏联留学过，他们在苏联一方面亲身感受和体会到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另一方面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拜读苏联人编写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教程。总的来说，以俄国为中介，使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的实践中少走许多弯路，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传播、理解、选择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产生一些不好影响。尤其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探索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以俄为师”的心理定式，这种心理定式的形成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党内把经过苏联人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奉为正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并为后来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的产生提供土壤，阻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第三，中国人选择和接受的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从“五四”运动后，中国人迫切要求了解马克思主义。于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文本就被陆续地介绍到中国来了。从1919年开始《晨报》副刊、《国民》、《建设》、《东方杂志》等刊物上陆续刊载或单独发行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主要有：《雇佣劳动与资本》、《资本论自叙》、《反杜林论》(部分译文)、《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部分译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部分译文)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部分译文)等等。这些著作和文本对当时中国进步青年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都起到促进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准备。此时，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译本也得到正式出版。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序言未译)，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完整形式出版的第一个中文译本；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文译本无论是种数或印数都较前大大增加了。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涉及到的马克思主义文本有两个方面特点：

　　一方面，对马克思文本还处于译介状态，缺少主体意识，个性化研究更是没有。而且翻译介绍的主要文本大都集中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方面，因为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看，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更能提供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方法，因而更能直接满足中国先进分子苦苦寻求革命真理的实践需求。另一方面，受十月革命影响，当时在中国列宁著作的传播比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传播要多并且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