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哲学史上曾长期存在哲学与人民关系颠倒的现象，哲学家们以理论活动为原型构造哲学体系，蔑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马克思哲学的形成过程是确立新哲学立场和方法的过程，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哲学是人民的产物，与人民的生活实践密不可分。马克思超出社会分工眼界的局限，把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主体，在现实劳动及其社会条件的基础上建构哲学。李大钊、李达、艾思奇、毛泽东等都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人民实践关系的研究，我们在新世纪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应该自觉克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人民的品格。

　　关 键 词：哲学；人民；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作者简介：李淑梅，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B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1-0025-06

　　在哲学史上，曾长期存在着哲学与人民关系颠倒的现象，人民的生活实践被哲学的形而上所超越，从而造成了哲学同人民的分离与对立。马克思将哲学由超越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转为对人民生活实践的现实关怀，从哲学家个人的冥思世界转向群众生活实践中问题，从而实现了哲学的转向。

　　一

　　马克思关注哲学同人民的关系主要出于政治兴趣。科尔纽说，与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已经不是具有自由主义情绪，而是具有民主情绪了，因此，他希望不为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斗争，而为民主主义即全体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与其说是批判现存制度，不如说是从实践中改变这些制度”[1](P243)。此后，哲学与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纳入了马克思的研究视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将对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比较作为研究的主题，马克思看到，作为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并未直接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整体性哲学体系，而是追溯到早期的自然哲学，把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当作主要理论资源，原因在于德谟克里特哲学是从原子个体出发的。不过，德谟克里特是从因果必然性的角度理解原子的，而不懂得原子的自主意识。马克思回顾到，在哲学史上，苏格拉底实现了哲学由研究自然的因果必然联系到探讨人们的政治伦理关系的转向。苏格拉底积极参与城邦的民主政治生活，喜好社会交际，但他所提出的是一种超越现实生活的“应当”的哲学。由于这种抽象观念脱离了人民的现实生活，不能被人民所理解和接受。苏格拉底之死典型地表现出哲学与人民、哲人与人民的分离和对立。此后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主要关注点转向与人民的现实生活无关的形而上学问题，从而构筑起整体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形而上学问题是靠哲学家的理论沉思来把握的，因此，他们的哲学是一种哲人至上、沉思至上的哲学，它颠倒了哲学与人民、哲人与人民的关系，违背了人民的自由精神。伊壁鸠鲁提出了原子偏离直线运动的自由意识观点，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但是，他所说的自由是逃避现实世界的个体消极自由，他只是用抽象的可能性来解释现象世界，并不关心可能的实现问题；他主张清心寡欲的宁静生活，这也脱离了人民的实际生活需要，难以被普遍接受。马克思则突出了自由意识的积极能动性，力图通过行动实现自由，达到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

　　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整体哲学”的批判使马克思进而认识到，黑格尔等现代哲学家的“整体哲学”不能体现人民自由的精神。譬如，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人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渺小的，人的现实社会生活只是他构造逻辑体系的材料，只是绝对观念自我实现的一个环节或手段。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等人脱离人民的现实生活、迷恋于构造自我完满的哲学体系的做法，他指出：“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所有这些，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2](P219)要走出这种研究误区，哲学就要由自我审视变为关注人民的现实生活。事实上，“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2](P219-220)。马克思写道：“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都是“文化的活的灵魂”。因此，哲学应该“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一方面使哲学成为世界化的哲学，另一方面使世界成为哲学化的世界。

　　马克思注意到，现代哲学精神不同于古代哲学精神。在以政治生活为中心的古代，哲学家们所指的人民主要是自由民，即在公共生活中展现自身才能、实现自身生活意义的公民，奴隶及其劳动尚未纳入哲学家们的视野。现代社会是以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显示的巨大作用使马克思认识到，现代社会的人民是以劳动者为主体的，尤其是以从事现代工业劳动的工人为主体的。“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2](P220)。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表明他对人民概念的理解已经由政治层面深入到社会物质生活，已经把从事先进的现代工业劳动的工人视为人民，并认为应该按照工人劳动所蕴涵的新的时代精神建构哲学。

　　对哲学的时代性认识使马克思开始探讨时代问题，他研究了关于新闻出版自由、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以及摩泽尔河沿岸地区贫困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他反对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令，强调新闻出版自由，提出自由报刊在本质上是人民的报刊，它所表达的是人民的呼声。“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2](P179)。马克思看到了贫富分化的事实，看到了一无所有的人的悲惨生活处境。他说：“贫苦阶级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有意识的国家制度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应有的地位。”[2](P253)这一阶级的基本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护，甚至他们捡拾枯树的日常正当行为都被当作盗窃，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摩泽尔河地区广大葡萄种植者的贫困也令人触目惊心，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不能治理贫困的官僚制度所造成的。正是由于政府管理机构既不想承认、也不想根本解决贫困问题，才导致摩泽尔河地区的贫困日益加剧。上述研究使马克思对贫苦人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深切的了解，而且，他所理解的人民与近代共和主义理解的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人民有着明显的区别，也与黑格尔对人民的态度根本不同。

　　黑格尔主张君主立宪制，反对人民主权的民主制，认为人民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说：“如果没有自己的君主，没有那种正是同君主必然而直接地联系着的整体的划分，人民就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3](P298)。“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3](P323)。在克罗茨纳赫，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批判，指出黑格尔推崇的普遍的国家理性是虚幻的，国家实际上是维护私人利益的工具。“政治制度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宗教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尘世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天国。”[4](P42)黑格尔针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观点，采取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从国家等社会组织引申出人，而马克思则从“人民生活现实性的尘世存在”出发，认为“人民”既不是抽象的个体，也不是抽象的整体，而是指社会上的多数人，需要具体分析和把握。人民首先不是政治的存在，而是尘世的市民社会的存在，马克思尤其强调市民社会中“丧失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的即具体劳动的等级”，认为他们同少数有“金钱和教养”的人相对立，从而阐明了市民社会的利益矛盾。马克思还揭露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造成的市民和公民的二重化，提出通过建立真正的人民普选制的政治途径来克服这种矛盾。

　　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从而把变革市民社会作为人类解放的根本途径。他明确地把无产阶级作为人民的主体，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主要力量，并强调：“可以说他们是‘人民的人民’，他们是人民最可靠的组成部分和未来的主人公”[5](P37)。马克思用“头脑”和“心脏”来论证他的哲学同无产阶级的相互依存关系。

　　对无产阶级生活状况和命运的关注促使马克思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私有财产不是外在于人的物，而是人的劳动的产物，具有主体的本质。马克思在肯定这一观点包含合理因素后指出，按照这种逻辑，也就把工人变成了一种私有财产。可见，古典经济学实质上是敌视人的。私有财产体现的是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工人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异化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概念，黑格尔哲学就是论证绝对观念的异化和扬弃异化的活动。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哲学并未扬弃异化，他的绝对精神仍然是一种理性的神。在费尔巴哈的启发下马克思看到，黑格尔只是从精神上、哲学观念上扬弃了异化，而异化劳动的经济事实依然存在。为了克服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马克思要建立一种实践的哲学，当这种哲学付诸实现时，就会克服异化劳动，这是要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来实现的。

　　在对哲学与人民关系的理解上，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存在着原则的分歧。青年黑格尔派否认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布鲁诺·鲍威尔说：“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以无限的自我意识者自居，把异化的消除、社会的解放归结为理论批判活动，认为任何历史时代都是由威严的笔预先规定了的，都是应当由笔来解决问题的。马克思反讽地说：“一方面是群众，他们是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历史因素，另一方面是精神、批判、布鲁诺先生及其伙伴，他们是积极的因素，一切历史行动都是由这种因素产生的。改造社会的事业被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大脑活动。”[6](P109)马克思指出：“早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绝对精神就在群众中拥有它所需要的材料，并且首先在哲学中得到它相应的表现。但是，哲学家只不过是创造历史的绝对精神在运动完成之后用来回顾既往以求意识到自身的一种工具。哲学家参与历史只限于他这种回顾既往的意识，因为真正的运动已被绝对精神无意地完成了。所以哲学家是[事后]才上场的。”[6](P108)而青年黑格尔派则从一开始就登场了，历史被解释为他们这些无限的主体的理论批判史。这样，历史的解放就成为“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解放是实际地变革旧的社会秩序，因而必须依靠“使用实践力量的人”——群众。实际上，一切历史行动都是有物质动因的，都是由利益驱动的，人的异化首先是客观的事实，而不只是存在于观念中，“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6](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