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有一个亮点内容格外引人注目，那便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论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以前的“基础性作用”升格为现在的“决定性作用”，虽只是两个字的变化，但确实是理论与实践的一次重大突破，它标志着我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又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不少学者对此过度解读、曲解甚至还将其与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市场万能论”等同。因此，无论是出于学理的严谨性，还是出于政治的严肃性，我们都非常有必要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解释清楚。笔者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对其中有关市场作用论的叙述进行梳理，对混淆两种不同“市场决定论”所可能造成的危害提出警示，并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决定论”的基本要义。

　　一、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市场作用论及其历史嬗变性

　　一提到市场及其作用，很多人都会想到亚当·斯密，但如果追根溯源，我们会看到亚当·斯密其实是站在很多历史人物的肩膀上的。随着以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为开端的近代思潮的兴起，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自然秩序观逐渐取代了中世纪封建主义的社会秩序观。孟德维尔在1714年发表的《蜜蜂的寓言》一文中，深刻而形象地描述了人的利己性是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认为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努力，同时也会促进公众利益的实现，即所谓的“芸芸众生中的首恶，亦有襄助公益的善举”。这一点与之后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所提出的观点颇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孟德维尔思想直接的继承人就是休谟，他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自发秩序和功利哲学的思想。休谟曾经对此种自发秩序作过这样生动的表述，他说：“要是这些过分的不均衡现象出人意料地发生，那么，使这些现象得以矫正的因素必然同样地会按事物的正常趋势来防止其发生，必然会在所有毗邻国家里，使货币与每个国家的技艺与工业始终大体相称。”与此同时，法国的重农学派也是在强调这种自然权利、自然法则或自然秩序，并且仍然带有神学的残余。布阿吉尔贝尔认为，“只是大自然或者是神才能主持公道，无论谁人都不要干扰；这样，大自然自会履行职责。它首先会在一切交易中，在售卖与购买之间建立起同样的需求，使买卖双方谋利的愿望成为各种各样市场的灵魂；而在这个不偏不倚平衡的要求的帮助下，双方彼此就同样地被迫要讲道理并对之服从”。休谟和重农学派的哲学思想便被亚当·斯密很巧妙地运用到了经济学的研究中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秩序其实是充当了“看不见的手”思想的“预备式”。

　　从亚当·斯密到边际革命之前这段时期，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庸俗经济学，对于市场及其作用的研究大都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优越的比较上，例如反对重商主义式的国家干预，主张自由贸易，把政府的作用限定在有限的社会经济领域等。这一阶段对市场及其作用的研究，以市场和政府关系上的两点论及强调市场的重点论为主要的特征。这一时期强调市场，最终目的就是要强调资本主义特有的市场比封建主义的国家或等级秩序更优越，更有利于国民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若由于这种自然的倾向，他们把过多资本投在此等用途，那么这些用途利润的降落，和其他各用途利润的提高，立即使他们改变这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李嘉图认为，“在商业完全竞争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遍幸福结合在一起。……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萨伊也认为，“如果干涉是个坏事，一个仁慈的政府便应该尽量减少干涉”，“最繁荣的社会必定是不受拘束的社会”。当然，资本主义的市场是具有两面性的，因此，也有像西斯蒙第和李斯特这样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反思自由市场所带来的副作用。西斯蒙第认为，“如果斗争相反地是在暗中进行的，那么，市场表面上是自由的，但各种不同的利益则互相对立，这样，总是富人向穷人发号施令”。从这段时期折中主义的高峰——穆勒的相关著作来看，虽然他倾向于自由市场，认为“生活中的事务最好是由那些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自由地去做，无论是法令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应对其加以控制和干预”，但政府的因素仍然没有被根本排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