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22日至27日，由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联主办的第四届全省青年作家改稿班在武宁举办。9位来自创作一线的授课老师与近60名青年作家，在5天的时间里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学习气氛浓厚。本期，我们约请了几位老师与学员，一起来谈谈“作家的创作个性与作品的人民性”这个话题——

　　嘉 宾：

　　叶 青 省文联主席、著名评论家

　　鲁 敏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张 楚 河北省作协专职作家、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范晓波 滕王阁文学院副院长，冰心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获得者

　　周娟娟 执业药师、诗人

　　吴明华 农民、作家

　　主持人： 万芸芸

　　“在为人民歌唱中获得艺术生命”

　　主持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在2014年10月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人民性这一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不久前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习总书记再次指出：“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各位如何理解“人民性”？

　　叶青：《红楼梦》中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伟大的文艺家总是关注社会、民生，杰出的古代文人、诗人也是如此。如：陶渊明被尊为隐逸诗人之宗，但他于身边百姓有着深切的关心，他专门嘱咐自己的儿子要善待仆人：“此亦人子，宜善待之”；杜甫关心社会民生有“三吏”“三别”；乡贤汤显祖爱国爱民，他在遂昌执政时热爱百姓，努力为一方造福；郑板桥也有诗云“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当年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正是从平凡中发现伟大，提炼出深刻而宏大的主题，从而引发了上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的自省，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向工农学习。

　　鲁敏：文艺的人民性，我觉得或许可以把它理解为人性，即人生而为人所能感到的喜怒哀乐、困境、梦想、奋斗等，都包含其中。人性本来就是艺术表现的核心，人性包括了什么，“人民性”或许就包括了什么。

　　习总书记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都有内心的冲突和忧伤。”这更加坚定了我写作对人性复杂的体现，对人性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叶青：作家、艺术家可以依靠个人的才华，在创作上获得短时的收获，但离开生活、远离社会，只会“江郎才尽”。古人云：“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只有深入到生活和社会之中，艺术家的才华才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滋养。著名作家柯岩在中国作家协会为她召开的创作生涯60年座谈会上深情地说：“我在为人民歌唱中获得生命。我只是海洋里的一粒小小的水滴，如果离开人民，不是瞬间被蒸发得无影无踪，就将会因干涸而中止生命。”

　　主持人：文学创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文学组织工作是否也存在“人民性”的问题？

　　范晓波：在我看来，文学组织工作的“人民性”，就是不断延展服务手臂和覆盖面，打破文学工作“小众化”“机关化”的僵局。

　　我们在筹办2016年全省青年作家改稿班时，就遵循了这个原则。遴选学员时，滕王阁文学院未向各地文联和作协分摊学员指标，而是以征稿的方式向全省海选学员，并组织专家审读报名作品，择优录取。且原则上不录取参加过历届改稿班和鲁院作家班的老学员。

　　这些改革措施使得本届改稿班报名人数成为历届之最，许多尚未进入各级作协视野的陌生面孔纷纷浮出水面。滕王阁文学院从140位符合报名条件者中选出了48名正式学员。在武宁县开班时，为了让更多文学爱好者受益，我们还特邀了十多名当地基层作者跟班学习。

　　这些学员中既有机关干部、事业单位职员，也有教师、工人、大学生，还有从事养殖的农民，在外省打工的江西籍业余作者……几乎囊括社会的各个层面和职业领域。他们的创作体裁也覆盖了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儿童文学、歌词、网络文学等各个门类。

　　实践证明，海选学员的方式既维护了公平的原则，选出的学员也更具备广泛性和代表性，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创作的成长性都很好。我们会将总结经验推广到今后的工作中。

　　在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别样馨香

　　主持人：作为本次改稿班的优秀学员，请谈谈你们的创作。

　　周娟娟：我主要写诗歌，偶尔也写散文，但我偏爱诗歌的表达方式。

　　诗歌是诗人抒发情感的出口，每位诗人的世界都是一个微体系，都是一个认知世界的端口，从而传达人性悲悯。诗歌有启示和救赎功效，对待诗歌应该“至死衷心，获得生命的冠冕”。而我的诗歌多从日常生活提取诗意。

　　吴明华：我是一位贴着土地爬行的农民作家。自17岁在地方晚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小说，从此发疯似的自学和写作。乡间的田埂上、城市的建筑工地上，只要有空隙，我就写。毫无疑问这些创作都是我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也都与我所生活的泰和那块土地有关。

　　主持人：据我所知，两位著作颇丰。其他人怎么看待你们的创作？

　　周娟娟：有不少读者反馈我的诗没有明显的女性意识，甚至具有硬朗之气，这让我感到十分欣喜。在诗歌创作中，我会尽量规避无病呻吟、喧哗空洞和口号式的歌颂，我希望我的诗歌创作是具有个性形态和生命质地的。

　　吴明华：我热爱土地以及土地上生活的农民，我希望手中的笔化作一把刀，去划开农民的辛酸。他们在土地上风吹日炙，在城市里干最脏最累的活，我常是含着泪写农民的艰辛、快乐和梦想。未曾料到，许多读者告诉我，他们也是含着泪看我的作品，说我的文章写出了他们的心声。以前妻子反对我写作，说浪费时间耽误做工，现在她看到我的创作，也是禁不住泪流。曾经我想借文学跳出“农”门，但现在我已经离不开这“农”门，是土地成就了我。

　　在幽微处发现生活的真善美

　　主持人：读鲁敏的《以父之名》《六人晚餐》，会感受到琐碎生活的别样呈现，读张楚的《良宵》《野象小姐》， 则是荒凉人世的脉脉温情。你们的创作都有非常鲜明的个性，在你们看来，作家的创作个性与作品人民性是怎样一种关系？

　　鲁敏：我认为，人民是一个十分包容、十分宽广的概念，既包括大街上的每个人，也包括艺术家本身。艺术家作为人民的一部分，其个体的想法，也是人民的想法，只不过呈现出来的可能是个体的声音、样貌，但汇合起来就是以个体方式呈现了人民生活的不同侧面。文艺百花园是姹紫嫣红的，可以开白色的花朵，也可以开蓝的、黑的。

　　所以，我认为作家创作个性与作品人民性并非对立体，或者出发点不同。它们既符合艺术家的创作特点，即每位艺术家都有个性，并以个性的表达创作作品，但同时也会在表达之后实现“人民性”的呈现，因为作家本身就是人民，作家发出的声音是人民声音之一。

　　张楚：我1997年考进国税系统工作，一直到2014年才离开，近20年里，我一直在县城生活，而我的诸多作品写的就是小县城的普通人。有评论家说我的小说有日常生活中的诗性，在平凡庸俗的生活发现怦然心动的细节，感到人性之美好，这是我小说的一个基本特质。

　　福克纳钟情意识流、善用比喻，卡佛则是极简主义，其小说往往留下巨大的沉默空白……以及莫言、余华等作家，他们转动手中的镜子，立体地呈现生活的斑斓，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就是那其中的一员。

　　主持人：两位作家的作品深受读者喜爱，你们在文学创作中，是如何实现作家创作个性与作品人民性的统一？

　　鲁敏：作家充分写出个性，为文学长廊提供不同的样本和文学形象，对世界提供不同的看法，为社会、为读者提供不同的生活样貌、不同的人生滋味，作家也就为人民性的丰富性提供了一个样本。

　　“人民性”听起来是非常抽象的，它只能由一个个的个体来构成，由一个个的文学形象来构成。《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人民，袭人也是人民，但读者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不是“人民”二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曹雪芹是一个作家，为文学也好，为读者也好，包括为自己也好，提供了诸多不同的文学形象，赋予每个文学形象以不同的个性，这些所有的个性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条长河，这条长河从古至今滔滔不绝延绵万年，构成了一个宽广的“人民性”。

　　张楚：我认为，不用刻意将二者联系起来，从小说范畴来说，主人公都是来自生活中的人，而生活中的人都是人民的一分子，于是写生活就会写出“人民性”。

　　我生活在县城，接触到的都是一些普通人，做小生意的、卖花卖草的、卖观赏鱼的、修摩托的，等等，他们的生活普通平实——油盐酱醋、生老病死，而这也是我们每个人正在度过的生活。写作当中，我没有刻意去表达这些东西，但你的文学观和文学创作呈现出来的面貌肯定是与你的生活体验保持同一频率的，所以对我来讲，小说就是写我身边的人和事。

　　主持人：习总书记说：“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诚然，文艺创作不仅需要作家发挥创作个性“写人民”，更要“为人民”写，用文字为人民洒下一片星光。

　　鲁敏：我曾经做过邮局营业员、文秘、记者等多种工作。1998年的一天，做了8年秘书的我把工作报告写完，站在办公室17楼窗口往下看。广场上人来人往，但我只能看到他们的头顶。我很想去了解他们的生活，并且不是他们中的一个，而是他们所有人的生活。我不想活得像纸一样只有一种人生，我想活得像书一样，每一页都写满不同的风景。那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更大范围地去想象去揣摩去虚构去截取不同的生活、去到达他人的内心呢？我想到了小说。就在那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下午，我明确了自己要写小说。

　　我对小说的理解分为灵与肉，灵是精神、审美的层面，肉是故事、情节、戏剧的层面。盗墓小说、青春文学等类型小说，肉很丰满，但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准，而《边城》《少年维特之烦恼》等，虽然故事简单，但写的是人共有的东西，有情感的深度、社会的广度，耐人寻味，给我们以美的享受和生活的启示。

　　张楚：我获得的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良宵》，是一些新闻事件综合刺激的结果，写的是一位京剧名伶老年时僻居一处荒村，在人生最后时光，她并不想跟着儿子回城，而是选择留下来守护一名患有艾滋病的乡村孤儿。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生活中，这种事件可能没有，也可能有。这篇小说原来的标题是《棉与铁》，棉是柔软的，铁是坚硬的，共同指向了当下人们物质生活不断富裕，精神生活却变得空虚的境况。写的时候，我没有想去歌颂什么高大上的东西，但潜意识里想去呼唤这种感动，于是把标题改成了《良宵》，借此表达陌生人之间的那种美好和温情。

　　这是一个喧闹的、镶着金边的繁华时代，有澎湃、有芜杂，还有垃圾，给一些作家带来了困惑。但于我而言，这辈子最有意义的事就是写小说。在无数个黑夜里，用自己的语言写出对世界的理解：温情、卑微、高尚、阴暗或明亮……那些没有光泽的文字通过读者的阅读，发出幽微光亮，对读者、对作家而言都是一种纯净的幸福。文字，是诸多隐秘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