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对抗表面上趋于缓和，似乎国家现实利益已经代替意识形态成为考量一国内外政策与国际关系的主要标尺。其实不然，意识形态之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是更加隐蔽化。发挥智库作用即是关键一招，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积累了丰富经验：

　　1.智库与政府紧密配合为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制定生产和储备思想基础

　　美国政府决策高度重视智库的作用，政府和右翼智库都自觉地将基础理论研究作为智库建设的根基，以期用权威的思想理论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安全保驾护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全球影响力空前提高，资本主义影响力岌岌可危。1947年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主动出击，发表了时任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苏联的行为根源》一文，提出“遏制”苏联的主张，成为美国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思想基础。1962年，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出版了代表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主张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成为影响美国20世纪下半叶社思潮与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性著作。借此东风，1976年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加入“右翼思潮的智库”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继续为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建设贡献力量。面对苏东剧变后西方思想界和政界失去对手的迷茫,1993年《外交事务》刊登了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一文，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思想重新凝聚美国官方共识，确立了后冷战时代美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指针。

　　2.政府与智库通过“旋转门”机制构筑政治精英与学术精英紧密的思想联盟

　　美国是运用“旋转门”机制的代表，“每次换届选举后，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群英荟萃的思想库。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和中国都很不相同。每隔4年，卸任的官员很多会到思想库从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库的研究者有不少到政府担任要职，从研究者变为执政者，这种学者和官员之间的流通就是美国的‘旋转门’。‘旋转门’机制使得思想库的舆论影响力渗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以致许多智库被称为“影子内阁”、“美国的大脑”。基辛格原是哈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教授，以提出“均势”理论闻名，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务卿，卸任后在乔治敦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国广播公司顾问。以“软实力”、“巧实力”理论著称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1964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后来重回哈佛，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现为该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