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生存：日本侵略扩张的歪理

　　二战结束至今已经过了70年的漫长岁月，但日本还是不愿承认在中国长达15年的所作所为是侵略。日本这种罔顾人类常识的做法，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

　　一、移花接木：“幕末志士”与“二战英灵”

　　日本右翼政客否认侵略历史，并在日本国内有一定市场，这与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法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民族生存问题，因此日本政客常常以大和民族的“生存”问题为理由，驱使日本国民为他们的狂妄政治目标卖命。二战结束后，他们依然利用这一点，千方百计地掩盖、抹煞侵略战争的性质。他们的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就不乏移花接木这一手段。

　　靖国神社里“游就馆”展示板内容的变化即是一例。“游就馆”开设于1882年，1890年正式命名，开设的主要目的一开始是为了保存与明治维新等相关的战争遗物，但后来实际大量展出的是日本与二战相关的战争遗物。有关这些战争遗物的说明，先是主要集中于日本参加二战的起因、经过等，但后来明显增加了德川幕府末期所谓“幕末志士”的内容。这些“幕末志士”的代表性人物如吉田松阴、会泽正志斋、本多利明、高杉晋作、坂本龙马等，作为明治维新的先驱，受到日本朝野尊崇。

　　战后日本虽然实行了政教分离原则，但日本右翼政客利用“遗族会”(二战中日本死亡官兵亲属)向靖国神社捐款等方式，对这一所谓宗教设施施加了重大影响。而靖国神社增加展示“幕末志士”的内容，实际上是日本右翼分子想从历史脉络和逻辑上说明，在二战中死去的数百万日本官兵就像“幕末志士”们一样，是为了大和民族的生存而奋斗乃至为国捐躯的英雄。

　　将两者移花接木的嫁接，其迷惑性和欺骗性在于：两者确实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为了日本的“生存”而前赴后继、献出生命。如果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从德川幕府末期的“幕末志士”、“维新志士”，到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吞并朝鲜、侵华战争乃至太平洋战争——日本所采取的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大和民族的“生存”而进行的“自存自卫”的战争，从而抹煞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实施对外扩张“国策”的侵略性质，就会给日本正确认识和反省侵略历史带来民族心理上的障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多次将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二战中战死的日本官兵称为“英灵”，称自己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向他们表示尊崇，就是身体力行有意扩大这一误区。

　　另外，“幕末志士”中的代表性人物吉田松阴等本来就是积极主张对中国实行侵略的。而靖国神社移花接木的手段，还包含有将这些人的主张消解在“自存自卫”这一自欺欺人辩解的图谋中，也即对中国的侵略本来就是日本“自存自卫”的题中应有之义。

　　近年中日关系跌入战后以来的低谷，与日本政客继续利用“民族生存”问题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他们利用中日综合国力消长这一现实问题做文章。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以后，20多年来尚未完全走出经济不振的阴影，中国则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特别是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后，“中国威胁论”就不仅仅停留在舆论上，而是演化成钓鱼岛“购岛”闹剧。另一方面，他们利用日本的特殊国情，即作为岛国的日本，资源匮乏，90%以上战略资源依赖海外这一天然弱点做文章。安倍首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海上交通线关系日本的死活”，背后的逻辑就是日本必须扩军修宪才有活路，而中国发展海上力量就构成对日本“生存”的直接威胁。

　　曾在小渊惠三、小泉纯一郎、麻生太郎三届内阁担当过大臣职位、在安倍晋三成为自民党总裁后担当该党分管政策的政调会长的中川昭一，可以作为积极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代表。他有一句危言耸听的“名言”，即“二十年之后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一个省”。

　　这些日本政客将“民族生存”、“国家独立”这些“大义名分”和国际关系的传统、经典命题，用自己的政治理念加以诠释，目的在于用一个民族国家最核心的“生存”问题来绑架全体国民，激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不仅是在为日本扩军修宪寻找依据，对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反省侵略历史也有重大影响，对中日关系的危害不言而喻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