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系作者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劳伦斯国家能源实验室（隶属于美国能源部）合作研究项目的最新进展。传统环境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分析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却忽视了环境污染对整体经济水平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本文从宏观经济学重要理论出发，为环境保护政策的具体实践提供帮助。 

　　【核心提示】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宏观经济学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和环境政策问题相结合，在解决两难选择问题上取得了很多富有新意的重要成果。 

　　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日益增大，环境治理的代价也越来越高。格林斯通等人的研究发现，美国有关空气质量的政策导致制造业每年大约多支出210亿美元，约占行业利润总额的8%。目前全球经济低迷，环境政策的制定者面临着比以往更为复杂的两难选择：一是不采取或少采取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政策措施，这样有助于现在经济的恢复，但未来将付出很大代价；二是采取相关政策措施，有助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现在要付出很大代价，不利于经济的复苏。过去，对环境政策的研究一般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诸如某一类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环境政策的最优设计。但是，这些设计却无法破解涉及整个经济状况的两难选择问题。

　　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宏观经济学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BC）和环境政策问题相结合，在解决两难选择问题上取得了很多富有新意的重要成果。

　　解析模型发挥重要作用 

　　菲舍尔、斯普林博、 赫特以及安格罗普罗斯等人都在其研究中将污染这一变量加入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并假设模型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在这一模型中，一个代表性的消费者通过消费、休闲和投资的有效配置使其效用最大化。一个代表性的企业通过资本和劳动的有效组合获取利润最大化。经济的周期波动由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变化这一外生变量所产生。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则影响要素的收益，进而影响价格的水平，从而促使消费者和企业对这些周期性的变化作出理性反应。

　　基于基本模型，研究人员从静态和动态角度比较分析了在经济因外来冲击而发生波动时环境政策的绩效水平。在静态稳定状态下，获得相同的污染排放量时，污染排放强度限制政策的政策成本最小，与其他两个政策（污染排放税和污染排放上限政策）相比，它能带来更高的劳动、资本投入和产出水平。另外，在经济向稳定状态转变时，因为资本存量减少、消费提高从而使得污染排放税、污染排放上限政策的成本更小。此外，污染排放上限政策使得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最小，而污染排放税使得大多数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幅度更大。

　　在动态环境政策方面，与其他两个政策（污染排放税和污染排放上限政策）相比，污染排放强度限制政策使得资本存量水平更高，即比不实行环境政策下的资本存量水平要高，因为这一政策允许在更高的产出上增加污染的排放，这对投资和资本的增加是一个激励。因此，相对于其他政策来讲，这一政策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变化。

　　通过以上观察，如果可以根据经济周期性波动实施最优环境政策的话，政策周期应该是顺周期的（以污染排放税为例，税率在经济扩张时提高）还是反周期的（税率在经济扩张时降低）？实验结果发现，最优污染排放税和污染排放上限政策都是顺周期的。污染排放上限政策允许污染排放在经济扩张时增加，但是在程度上要小于没有污染排放上限政策时的污染排放量，这只是减缓了污染排放的增加程度，而不是让污染排放量绝对减少，污染排放税的作用也是如此。

　　实验状况揭示深远意义 

　　迪索和卡内佐瓦曾将整个经济分成煤、电力、石油与天然气、服务业、能源密集型部门和非能源密集型六个部门。每个部门都受来自于各自的外部生产率冲击。其研究表明，不管在什么样的冲击下，污染排放上限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影响要小于污染排放税的影响。然而，从社会福利水平来看，这些政策的绩效水平与冲击的来源有关。对非能源部门的冲击来说，这两种政策（污染排放上限政策和污染排放税）的绩效是一样的；对能源部门的冲击来说，污染排放税的绩效要高于污染排放上限政策。因为污染排放上限政策使得整个经济对能源部门生产率冲击的反应能力要小于污染排放税。

　　石油价格波动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戴维斯和海提瓦格分析了石油价格冲击对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影响。他们发现石油价格波动所引起的就业增长波动是货币冲击的两倍。而达万等人则发现石油价格冲击和生产率冲击在1982年之前是负相关的，之后这种关系消失了，51%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是由石油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造成的。

　　经济周期变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无论是用碳排放的存量，还是空气或水的污染物排放增加量来衡量，环境质量都会随着周期波动的变化而变化，即产出变动和污染变化呈正相关。然而，到底变动的幅度是多少？史密斯和沃隆分析了自美国通过水清洁法案之后40年间水质量的变化趋势。他们发现，在那段时间内水质量变化并不大。他们构建了衡量美国1975—2011年水质量的三个指标，来分析经济周期波动对水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水质量指数与失业率呈负相关，在经济萧条期，水更清洁一些。

　　另外，经济周期波动对二氧化碳排放、大气污染与宏观经济变量关系间的影响也十分明显。赫特估计了二氧化碳排放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二氧化碳排放与GDP呈正相关，估计的弹性系数在0.55—0.86之间。当GDP高于平均趋势值1%时，二氧化碳排放会高于平均趋势值，但是增加幅度小于1%。赫特和罗姆估计了大气污染的顺周期性变化与宏观经济变量变动之间的关系。他们分析了两种大气污染类型：一氧化碳和直径小于10微米的空中悬浮物（PM10）。他们根据美国各地的大气监测点所监测到的空气质量数据得到每年每种大气污染物的指标，在控制人口水平之后，将经过标准化的各州大气污染物指标与各州的失业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一个州的失业率每增加1%，该州的PM10浓度就会比标准值低1/10，该州的一氧化碳浓度就会比标准值低1/20，这一估计结果在1%水平上显著。

　　总之，上述研究成果对于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大意义。当经济处在周期波动中的不同阶段，根据其阶段性特点选择不同的环境政策及政策力度的不同组合，既可以达到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的目的，又能将对主要变量的影响减到最小，促进整体经济的平稳运行，有效地解决所面临的两难选择问题。

　　污染排放或环境质量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反应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新领域。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会取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对政策实践产生更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