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并不足以带给尘世的罪人们“最终的安慰和宁静”，弥尔顿在《斗士参孙》诗篇结尾处如是吟唱，它必须“转换成神圣的喜剧，只有依靠人类自己，因为上帝不会强迫人类自由”。

　　随着克伦威尔护佑的神权共和国昙花一现，在保皇党人和军队机会主义者策反下的英格兰回到新一轮的贵族和王权的人间角力。共和主义的超验维度似乎破碎了，剩下的只是哈林顿反教权主义的人间共和理想和霍布斯国家大厦基石前镌刻的凄惨而森然的人间地狱。作为自身命运也是外在使命的抗争者，和后来托兰德、西德尼等人对残余议会的同情和对克伦威尔军事政权表露的厌恶相反，弥尔顿试图重新唤起人们对清教共和国之于人类灵魂的“自然正当”，挽回神权议会政体之于传统英格兰混合政体温床前最后可能的信心，为此，他在“言辞立法”中使用了一种古老的前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认知的立法教谕体裁：悲剧诗。

　　作为立法的悲剧诗

　　为尘世立法，这一古代哲人的天职指引着弥尔顿在同样晦暗的眼幕前爬寻。弥尔顿通过另一种形式的斗争营造一个启示录般的战争世界，用破除现实黑夜的自由呐喊，呼唤曾经失去的乐园。“复乐”作为弥尔顿晚年最后两部史诗的统御性主题，呼应着《失乐园》被放逐的人类先祖。

　　从《失乐园》和《复乐园》，弥尔顿实际讲述了作为清教神学“预定论”下人类的一场自我堕落，到神遣的施救者终于克服各种诱惑而肩负起拯救使命的经历，从而将人的获救作为上帝有意安排的“做工”和必然到来的命运。它旨在构思一段人类“上升之路”的序曲，营造出一副类似于中世纪晚期阿奎那式的包裹着“人法”的“永恒法”的神圣天幕。而作为弥尔顿生平“最后歌唱”的《斗士参孙》，则将笔触放到一个尘世英雄身上，通过描绘其痛苦中寻找依昄的“天路历程”，着意刻画了有关勇气、灵魂自由、救赎的凡人主题，它呼应着一场与神圣合体的光荣事业：救赎是一场接纳，既需要偶然的幸临，更需要自我主动的献身——这既是盲诗人内心自勉的写照，也是旨在勉励那些承受着内战和王权血腥反扑的“自由者们”，如何经受这“预定”的试炼，如何通过追寻内心的自由之光、灵魂的自我立法，触摸到作为自由顶点和黑暗拯救的神圣之光。

　　英格兰清教主义是16世纪初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同威克里夫主义有密切关联，后来血腥玛丽时期的流放，让加尔文主义和清教原初教义发生合流，并在剑桥马丁·布塞等人的传播下得到壮大。约翰·福克斯（John Foxe）在那本内战前影响巨大的《殉道史》中描绘的更正教徒殉难者肖像，用在清教徒的身上也再合适不过。而《斗士参孙》的开端正是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即将成为殉难者的内心迷惘，参孙将自己比喻为黑暗地界的“活死人”，一头行走的野兽：上帝给出了预言，但同时也将参孙投入到没有尽头的黑暗。没有神迹带来的信心，还有什么能够给出参孙内心的指引，给出人上升而非痛苦中沉溺的勇气？

　　在《失乐园》第三卷中，弥尔顿解释了上帝为何将自由作为礼物给与人类和天使。意志和理性有助于自由，既是弥尔顿神学的立论前提，也是其“清教共和国”的法理基础，如同在《建设自由共和国的简易方法》中，弥尔顿如是阐发了意志或理性之于政治自由的作用：“把一国的幸福托付给人民自己选出的自由而完整的议会才是最安全、最妥当的办法，因为在这种议会里起主导作用的，不是个人而是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