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是被人们认可的美好高尚的道德行为，幸福是人们所追求的快乐充实的生活状态。美德能给人们带来幸福，这一美德幸福观在中西方思想文化中源远流长。无论是中国《尚书》五福中的“攸好德”，还是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幸福就是至善”，均认为美德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今天这一幸福观不再囿于哲学的思辨或世俗直观肤浅的解读，现代幸福学与积极心理学的实验结果揭示出这一古老命题具有科学性，即美德蕴育幸福。

　　社会比较与情感适应

　　使得崇尚物质者幸福感较低

　　幸福学的早期研究关注物质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个体收入水平较低时，收入增长能够带来幸福感的大幅提升，但当收入超过一定范围时，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就会减弱甚至完全消失。虽然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增加收入对提高幸福感非常重要，但过于重视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却往往不能带来幸福感。由此，美德与幸福的相关性开始进入心理学视野。

　　为了有效测定个人身上的美德与积极性格，彼得森和塞利格曼对40多个国家不同年龄和宗教信仰的人群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尽管不同文化对美德的认定不尽相同，但如果从本质属性的角度重新审视，它们实质上“貌离神合”，其中六项核心美德：睿智、勇气、仁爱、公正、节制与超脱和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而对青少年的实验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干预研究的结果同样表明，乐观、善良与感恩等美德的积极干预能显著增加被试的幸福感。

　　社会比较与情感适应是解释上述结果的核心要素。幸福感是人们对于生活状态的正向情感认知评价。人们并不是简单地从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抽取信息来进行幸福判断，而是将这些信息与一些重要的标准进行比较。比如与他人相比，自己的境遇如何、生活是否有意义、事业是否成功等。同时，生理上的适应性调节以及大脑对于外部信息的模块化记忆降低了处理同种外部信息所需的大脑唤起水平，形成情感适应，进而对幸福感产生影响。

　　由于社会比较与情感适应的存在，物质财富的增长带给人们的快乐通常只是短暂的。相对于自己原有的财富水平，人们更倾向于将他人的财富作为参照值进行比较。如果参照水平更高，则产生心理落差，如果自己的财富水平更高，快乐感随着情感适应逐渐消失，人们进而会对这一财富增长寻找合理化解释，这将提升他对未来财富的期望，幸福感又回到原来的水平，如同一个“幸福踏水车”，上升之后又回到原点。

　　幸福不仅指物质生活享受带来的愉悦，而且还包括达成人生目标时的欣慰和洞悉世界本原时的欣喜。崇尚美德与践行美德者虽然也会由于对物质享受的情感适应而降低幸福感，但因为不倚重外在目标，社会比较产生的消极影响很小。他们看重自我价值发挥与实现生命意义，不会局限于物质享受，能够从自我成长中获取快乐。同时，情感层面的积极特质能够催生个体的应激适应能力与自我保护机制，比如勇气、乐观等特质使个体在面对生活压力事件时能够较好地进行心理调节，对激发与维持较高的幸福感构成了一种重要的心理保障。

　　另一个重要因素来自情感交互。个体总是在与外部环境的交互过程中获得情感体验。瑞金斯等人的研究表明，物质主义者对家庭成员和朋友会表现出更多的不满，具有强烈的占有欲，容易嫉妒他人。物质主义者以自我为中心，在人际交往中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所获得的社会支持相对缺乏，体验到的消极情绪更多。过分注重物质的人同时也更为自恋，更喜欢与他人比较，更不具有同情心，更有可能与他人发生矛盾冲突，由此降低自身和社会整体的幸福感。

　　相反，美德更多以个人本身的行为特性定义，较少涉及社会比较。比如，看一个人是否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往往是看其是否总是努力寻找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是否总是提出各种问题并主动探索解决办法等。一个人具备某种美德并不会造成他人的心理落差，因而也不易引发诸如嫉妒、自卑、受挫以及压抑等负向情绪。一个人的积极性格往往具有正向感染作用，带给他人以心灵的正能量而获得更多的正向情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