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志刚，周永刚，朱艺云，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王志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永刚，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朱艺云，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对福建省厦门、漳州和龙岩三市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居民对“新农保”的认知与参保行为，重点探讨了“养儿防老”和“新农保”的关系，并构建了农村居民对“新农保”的认知程度和其参保行为影响的联立方程。结果显示，Bivariate Probit模型有效消除了主体认知程度差异所带来的估计偏误；受教育程度、是否赞同养儿防老观念是影响农村居民对“新农保”相关信息认知程度的重要因素，“养儿防老”和“新农保”具有显著的替代关系；年龄、是否赞同养儿防老观念、对参保缴费是否合理以及参保程序是否便捷的主观态度对农村居民的参保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关 键 词】新农保；Bivariate Probit模型；认知程度；参保行为

　　一、引言

　　当前，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比重达15.5％，比全国水平高出2.14个百分点，已提前进入重度人口老龄化的平台期。老龄化情势的加剧，使农村“未富先老”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后养儿防老”时代的农村，“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的社会问题逐步凸显，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革，多数的农村居民却无所适从。对此，农村居民养老保险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应对之策。自上世纪80年代起，各地陆续推出了农村居民养老保险(称为“旧农保”)，但受政府责任缺失、制度本身不稳定及参保人经济能力有限等因素影响，农村居民参保率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上，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为了更好地破解这一难题，国务院于2009年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在全国范围内320个县市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的试点工作。该政策一经推出，就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政策效果显著。截至2011年末，全国参保人数已达3.2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22367万人。全年“新农保”基金收入1070亿元。其中，个人缴费415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135.9％和84.0％。

　　尽管如此，传统的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养”模式，即“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与“新农保”之间的关系很难厘清。不少人认为，“新农保”的出现意味着农村同“养儿防老”时代的彻底告别，二者存在替代关系。另有观点则对“新农保”政策的长期性与稳定性表示担忧，认为农村“养儿防老”绝不会消亡，“新农保”充其量只能作为补充，二者属互补关系(谢广英和李婷，2010)。一时间，各界对“新农保”的政策意义众说纷纭。那么，农村居民作为“新农保”的使用者与受益者，他们对“新农保”的认知及参保行为有何特点?其中，“养儿防老”与“新农保”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呢?鉴于此，本文通过实地调查，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对“新农保”的认知和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探究“养儿防老”与“新农保”的关系所在，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当前，国内学者关于“新农保”的研究成果已颇丰。本文主要从研究的地域、研究的视角和实证方法选择三个方面加以归纳。一是全国性的研究。徐立强(2010)以全国“新农保”试点地区的参保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SPSS分析方法，探讨了不同地区农民选择参加“新农保”的影响因素；王媛(2011)结合Logit回归模型对参保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表明，参保意愿受到农户的职业、性别、年龄、地理区域和子女的数量等显著影响。二是区域性研究。张朝华(2010)通过对广东珠海与茂名茂南“新农保”试点地区农户的调查发现，户主的教育年限、家庭纯收入、家庭规模、务农年限以及非农收入所占比重对农户的参保意愿影响显著；郝金磊和贾金荣(2011)对西部地区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年龄、健康状况、个人年收入、家庭劳动力数、家庭男孩数、家庭女孩数、家庭承包土地数以及是否了解“新农保”等变量对农民参保意愿影响显著；林本喜和王永礼(2012)的实证分析则显示，影响农户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的因素不尽相同。对“新农保”的认识、区域及其他因素对农民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影响效果一致；婚姻状况及家庭收入虽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实际参保行为中没有得到体现；农民的性别、文化程度以及家庭人均耕地和老人养老模式有显著影响。三是特定视角的研究。吴玉锋(2011)以村域社会资本为视角，实证分析了村域社会资本对“新农保”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村域信任和村域互动因子有助于农民参与，村域认同因子不利于农民参与，村域社会资本的其他维度没有影响。此外，老年农民参与的可能性高于中青年农民，已婚农民高于未婚农民，所在村距离县城越远，其参与的可能性越低。

　　在定性分析方面，邓大松和刘远风(2010a)从社会保障制度风险的角度对“新农保”作了探析。文章认为，新农保制度具有坚实的事实依据和价值基础，但仍面临着保障无效、制度分割、城乡断裂、激励扭曲、动态失衡和政治刚性等风险，为此新农保制度的建设必须兼顾各方利益，整合农村养老制度。进一步地，邓大松和刘远风(2010b)通过对新农保制度全面的规范性分析后得出，该制度在同其他制度的衔接与协调中，应遵循养老利益、行政简化、激励有效和城乡统筹等原则，应以新农保制度为基础，进行制度替代与整合，消除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为城乡养老制度的统一创造条件。麻学峰等(2011)以民族地区为例，基于公共政策的利益视角对农村“新农保”进行了研究。强调新农保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多维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因此必须利用公共管理工具，对新农保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刘晓梅，卢立群(2013)则对国外养老金改革的经验进行了梳理，通过对比发现，我国现行的新农保养老金存在着替代率低、城乡制度分割等问题，为此建议，可以从制度完善与衔接、养老金弹性领取、加强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

　　在定量分析方面，当前针对新农保而进行的实证研究多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由于该模型只拥有单因变量，而主体的参保行为与认知程度之间存在着强相关性，因此，该模型对影响因素的估计不够准确，有必要寻找一个能够有效处理相关关系的双因变量的模型。而Bivariate Probit联立方程的特点在于无需对两个因变量中的任意一个采取约束并使用二维极大似然方法进行估计，模型通过构建两个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相关性的联立方程组，能有效消除两个因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导致的偏误，使结果更加准确，从而解决了单变量模型产生的偏误。目前，Bivariate Probit模型在国内外诸多领域都有应用。Poirier(1980)最早使用B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信贷供给和农户信贷需求之间的相互影响，将农户的个体及家庭特征、生产状况等影响因素对两因变量进行了回归，解释了既定条件下农户信贷供给和需求的变化情况。罗楚亮(2010)也使用该模型研究了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问题。黄祖辉等(2009)采用需求可识别Bivariate Probit模型，同时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考察了中国贫困地区农户的正规借贷行为。

　　综合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定性研究多关注于宏观层面，侧重从整体角度把握参与新农保的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对于“新农保”的直接受益者——农民的关注程度不高。定量研究在分析方法上又忽略了农户对“新农保”的认知和参保行为间的相互影响。因此，本文运用Bivariate Probit联立方程模型，以农户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究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主观认知和政策变量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在“新农保”上的认知程度和参保行为的相互关系，以期为新农保的推广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