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闵学勤，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　210046

　　【内容提要】嵌入中国男权社会的女性参与，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式个体化迎面相逢，两者相互启蒙、互为因果。论文通过分析两届北京市政协提案中女性委员的参与频度和效度，发现十年间女性委员的人均提案总量、人均优秀提案数及优秀提案产出率均全面超过男性，且呈现“后起式”及“脱域式”的参与特征。这一高层次女性参与缩影显示，在女性参与总量不断递增、内容不断深入中国社会治理内核的进程中，强调自我认同、突出自助发展的个体化浪潮与之互相推涌，即便前路艰险，但持续发展的态势已不可阻挡。

　　【关 键 词】女性参与；个体化；互构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4)02-0055-07

　　如果说三十多年的市场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进程对传统的性别二元区隔有所消解的话，更多的女性参与机会和平台既是其因，也是其果。一方面，家庭规模的相对缩小让女性摆脱漫长的生育周期，有时间在生活和工作之余唤醒自我、走出家门；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建构由粗放转向精细，滋生出越来越多对女性的需求，并且在全球化及互联网技术的共同催生下，经济、文化、社会，乃至政治领域释放出前现代社会不可比拟的女性参与空间。

　　然而嵌入中国男权社会的女性参与，仍然难以挣脱弥散在社会生活中的性别规范以及性别歧视。无论在家庭角色扮演、就业创业的选择及社会活动的参与方面，女性的“第二性”身份，意味着潜在的“性别麻烦”，即便作为参与主体，女性需要更多地投入，耗费更多的成本才能赢得与男性相同的存在感。不过这一切正遭遇席卷全球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崛起，即个体在自己的日常世界和生涯规划中作为核心存在，并独自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支配其中的规律是：我是我，于是，我是一个女人；我是我，于是，我是一个男人。世界在“我”和被期待的女人之间，在我和被期待的男人之间分裂了。①尤其对于女性，渗透现代性的个体化与被期待的女性特质、女性规范几乎背道而驰：个体化强调女性的自我建构、自助发展，而这一路径选择不再以两性关系及家庭为参照系，不再强调社会认同，女性跳出性别之网，以自我身份融入公共领域，也即更频繁更深刻的女性参与成为必然。反之，女性参与在量与质上的同时递增，也会不断强化女性的个体意识，激发她们从理念到行动的觉醒，从而直接推动个体化进程。需要厘清的是女性参与与个体化的不断互构在中国社会正处于什么阶段，与西方个体化社会有何差异，未来对中国社会发展有何影响力，其演变趋势如何？

　　一、个体化与女性参与的相互启蒙

　　梳理西方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从个体化倾向、个体主义到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女性参与公共领域、女权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的崛起一样，都经历了漫长的几个世纪之久，其间个体化与女性参与似乎并未有必然的交集，但两者之间的互相启蒙、互相建构还是留下了不少印迹。

　　个体化理念的提出，通常都认为是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进行风险社会解读时的副产品。其实滕尼斯在其《新时代的精神》和鲍曼在其《个体化社会》中对个体化都有各自的详解。前者认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个体化，它是指单一个体意识到其自身人格、价值及目的都要挣脱束缚其的共同体才可发展”②；后者将个体化理解为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做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势的特征。”③当然贝克对个体化的认知显得更为充分，这与现实世界的整体趋势呈现显性个体化不无关联，“这一趋势迫使人们为了自身物质生存的目的而将自己作为生活规划和指导的核心。人们逐渐开始在不同主张间——包括有关人们要认同于哪一个群体或亚文化的问题——做出选择。事实上，我们也要选择并改变自己的社会认同，并接受由此而来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化意味着生活方式和形式的变化和分化，这与隐含在大群体社会(large-group society)的传统范畴当中的思想是相抵触的，后者谈论的是阶级、等级和社会阶层。”④归纳起来，从理论到现实的个体化进程，主要表现为五大特点：(1)个体化是对社会藩篱的挣脱，虽然个体均嵌入社会而生存，但社会变迁为个体提供了更多元化的选择机会，个人在生活世界的多次、长时期选择为个体化奠定了基础；(2)个体化强调自我认同，而不是社会认同，个体的展演超过社会生活赋予的意义，其原动力来自那些不太明白的自我力量，并撼动着自己的灵魂深处；(3)个体化是晚期现代性(1ate modernity)——或称第二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的表征⑤，社会变革摧毁了作为第一现代性表征的控制、确定性、安全等基本要素，而代之以脱域、不确定性和风险等第二现代性要素；(4)个体化的后果是在文化生活中不再有什么集体良知或社会参照单位作为补偿，即不再是社会阶层代替身份群体的位置。对于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来说，个体自身成为再生产单位⑥；(5)个体化带来的冲突是多方位的，既有的两性关系、家庭结构、社会交往、社会运行惯习，乃至国家威权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个人风险与社会风险共存，也因此形成个体化与风险社会互构的格局。

　　表面上个体化映衬了人类社会整体的发展倾向，并不单指女性自我的变迁。不过个体化进程与贯穿整个20世纪的女权运动，以及随之不断扩大的女性参与并非仅仅存在时间上的重叠，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启蒙。个体化理论从来都认为男女生活历程中的个体化倾向是有差异的。在以前的世纪里，女性的寿命正好用来生活社会要求的成活子女数目，这些女性任务今天在大约四十五岁就结束了。⑦“为了孩子的生活”今天仅仅成为女性生命周期中一个短暂的阶段，紧接着一个平均三十年的空巢期为女性参与提供了时间保障。而世界经济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也为女性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提供了契机，女性可以摆脱旧有的家庭归因角色，寻求一种新的社会认同，而对男性来说，去过独立的生活与旧有的角色认同是一致的。家务劳动的社会化、避孕、离婚或不婚、对教育和职业的参与等等，都在女性寻求独立和自我的个体化进程中不断被泛化。

　　同样，社会参与的性别差异，除了能够用社会经济地位(阶级)、生命周期来解释⑧，还与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等有关，而这些同样也影响着女性的个体化进程。上世纪沿袭至今的女权运动，一直致力于女性身为人类应拥有完整权利，女性应和男性一样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就女性参与而言，相对于男性参与社会事务仍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地位，有研究表明女性参与最多的是那些非官方的、支持性的、私人的、无形的或不具戏剧性的社会生活领域。⑨改变女性的弱参与和参与的弱影响，与激发女性追寻个体化人生一样艰难和步履沉重。直至2011年，日本政府仍然在为性别不平等指数排名世界倒数第12而出台《男女共同参与白皮书》⑩，动用国家资源鼓励女性更多地参与政治领域、科技领域。即便在中国，“普通女性成为城市社区安全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女性在城市社区治理权力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11)等等，女性从总体上似乎仍然无法摆脱在低阶政治视域中的参与现状。当然步入全球化和信息化共同主导的21世纪，价值多元、信息共享以及科技支持使得现代性的扩展进入个人独立、社会开放的通道(12)，相比以往女性参与和个体化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契机，两者相互推涌和彼此构建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