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2年被媒体称为中国“女权行动元年”。通过考察这一年发生的“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上海地铁反性骚扰”和“光头姐抗议教育部”等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性别事件，文章分析了街头行为艺术作为一种新的抗争行动手法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相比近年来抗争政治研究整体蓬勃发展的局面，国内学界对抗争行动形式库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首先对这一领域的理论视角和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然后简要呈现街头行为艺术在中国抗争政治景观中的兴起。文章的主体部分围绕这一抗争行动手法的三个关键词——街头、行为和艺术，结合近年倡导性别平权街头行动的实证资料，详细阐述了它们各自对于抗争行动的意义及其对实施效果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从政策改变、参与动员和文化变迁三个层面，评估运用街头行为艺术进行诉求表达和政策倡导的成效。

　　关键词：街头；行为艺术；性别权利；抗争行动形式库

　　在商场、医院、车站等城市公共场所，女厕门外排起长队，男厕则是人流畅通，人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然而，2012年2月19日上午，在人流密集的广州越秀公园正门附近，几个学生气未脱的年轻女性堵住了这里唯一的一个公厕门口，要“占领男厕所”。她们一边在门口高喊：“里面的男士能不能给我们三分钟时间，让这边的女士先上一下厕所？她们已经憋坏了！”一边把写有“女人更‘方便’，性别更平等”的标语牌立在被“占领”的男厕所外面。尽管有少数人表示不理解，“占领男厕所”的行动还是得到了现场大多数公众的理解和肯定，随后在网上成为热议话题，并得到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报道。广州首发取得成功之后，“占领男厕所”的行动迅速向全国蔓延，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便席卷北京、西安、武汉、成都和杭州等许多城市，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和媒体的广泛报道，并在政策倡导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数月后的2012年6月20日晚上，上海地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官方微博“上海地铁二运”发布了一则微博：“乘坐地铁，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地铁狼较多，打不胜打，人狼大战，姑娘，请自重啊！”配图是一名身着黑色丝纱连衣裙妙龄女子的背面，由于面料薄透，旁人能轻易看到该女子内衣，确实非常性感。一些关注女性权利的微博用户，最先对地铁二运微博中的不当用词表达了不满，并通过微博动员，要求地铁二运方面删帖并道歉，但没能得到地铁方面的回应。2012年6月24日中午，两名年轻女子出现在上海地铁二号线内，其中一位身裹黑袍，举牌显示“我要清凉不要色狼”；另外一位则一身短打，外戴金属“胸器”，举牌声称“我可以骚，你不能扰”，引起围观。她们是上海一家女权组织的志愿者，此举意在抗议地铁二运微博中的不当言论，认为其传达的价值观显示了对于女性的不尊重。这一行为艺术很快就通过配图微博将话题扩散，不仅在网上引发激烈讨论，各种传统媒体也纷纷进行了报道。

　　上述事件只是2012年密集发生的一系列性别事件中最具影响的两起。此外，还包括“受伤的新娘”、“反对李阳家暴”和“光头姐抗议教育部”等街头行动事件。①性别平等是这些民间女权行动的主要诉求目标，涉及领域包括就业和受教育权、家庭暴力、城市公共空间、隐私权和性骚扰等日常生活中的诸多议题，这使得2012年被媒体称为中国“女权行动元年”。②除了聚焦性别平等的议题，这些行动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共性，就是直接走上街头，以一种温和却有富有创意的方式，向社会传达性别平等的理念。这些行动者称其为“行为艺术”。作为在中国出现的一种新的抗争行动手法，这种在城市街头面向公众开展的街头行为艺术，正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本文将首先回顾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中关于抗争行动形式库的理论文献，着重梳理影响特定抗争行动手法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因素。相比国内学界近年来抗争政治研究整体蓬勃发展的局面，抗争行动形式库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将对有限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基于近年倡导性别平等的街头行动的实证资料，文章的主体部分首先呈现了作为抗争行动手法的街头行为艺术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抗争政治景观中的兴起，分析了促成其发展的内外因。围绕这一策略手法的三个关键词——街头、行为和艺术，文章接下来详细讨论了它们各自对于抗争行动的意义及其对实施效果的影响。文章最后提出，需要从政策改变、参与动员和文化变迁三个层面评估运用街头行为艺术进行诉求表达和政策倡导的成效。

　　一、抗争行动形式库的演化和选择

　　关于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是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的统称)(McAdam, et al., 2001；赵鼎新，2006)研究的发展，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学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这一方面与转型社会中社会矛盾激化、公民意识觉醒、维权运动蓬勃发展的背景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与国际学术研究和话语不断接轨的结果。早期的研究侧重于宏观的结构性分析(Lee, 1998；刘能，2004, 2008；孙立平，2006)，近期研究则更加关注资源和参与动员(石发勇，2005)、机会空间的营造(施芸卿，2007)、组织能力与策略(陈映芳，2006；应星，2007；Spires, 2011；陈晓运，2012；曾繁旭等，2013)、框架过程(佟新，2006；黎相宜，2009；曾繁旭，2009；陈映芳，2011)以及(新)媒体的影响(林芬、赵鼎新，2008；孙玮，2008；黄荣贵、桂勇，2009)等具体机制的研究，基本涉及了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各种议题。然而，正如一些学者(黄荣贵、桂勇，2010: 186)所指出的那样，现有文献中有一个明显缺乏的部分，就是关于抗争行动形式库的研究。

　　学者用“抗争行动形式库”(repertoires of contention)③描述一个群体为争取共同利益在一起行动时所可能采用的一系列随时间不断发展演化的策略和手法的组合。在这个概念的首创者蒂利(2009: 4－5)看来，抗争行动形式库和群体性的诉求伸张，以及参与者协同一致的价值(worthiness)、统一(unity)、规模(numbers)和奉献(commitment)，简称WUNC的集中展示共同构成了社会运动的三大要素。抗争行动可以采用一系列策略手法，包括从会议、游说、投票、请愿等传统性手法，到游行、罢工、示威等对社会秩序造成干扰的对抗性手法；从导致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的暴力行动，到通过信仰仪式、艺术表演、诗歌朗诵等表达政治诉求的日常生活文化实践。在蒂利等人理论构建工作的基础上，泰勒和范代克(Tayler and Van Dyke, 2004)又提出了“策略形式库”(tactical repertoires)的概念，所有策略形式都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主张(contestation)、意图(intentionality)和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相比蒂利的概念专注于抗争行动的工具性诉求和外在效果，这一概念关注策略形式在社会运动内部的影响，并吸收了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中有关策略理性的内容。泰勒和范代克的概念演进，对于理解街头行为艺术这一新的抗争行动手法在当代中国的出现和发展有着更为直接的理论启迪意义。

　　通过对抗争行动的丰富史料的梳理和分析，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蒂利(2009)阐述了抗争行动形式库的历史演变以及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按照蒂利的分析框架，集体行动形式库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因为这主要受到行动者所处文化的影响，行动者会按照他们熟悉的方式行事。同时，形式库也有一定的可变性，行动者会在原有手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良甚至创新，从而为集体行动形式库内容的改变奠定基础(赵鼎新，2006)。抗争行动形式库的运用及其创新，受到社会运动外部历史条件和内在运动过程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前者包括政治权威的性质、政治权威控制的地理疆域和技术条件，后者包括行动者的组织化程度、集体行动采用的文化框架和参与者的结构性地位(Taylor and Van Dyke, 2004)。尽管深受具体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影响，抗争行动形式库中的各种行动策略仍然可以在不同的社会运动团体之间互相学习和借鉴，具有“模块”的意义。这在资讯高度发达，社会运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表现得更为突出(Tarrow, 1993)。

　　现有制度框架下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策略及其效果研究，是近年来中国抗争政治研究的重点之一(张磊，2005；俞志元，2011)。国内抗争政治策略研究集中于“以法抗争”、“以理抗争”(于建嵘，2008)、“以气抗争”(应星，2007)、“以势抗争”(董海军，2008)和“以死抗争”(徐昕，2007)等一系列策略性框架的探讨，而对于抗争行动的具体策略形式，也就是抗争行动形式库的研究不多。通过剖析发生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系列“跳桥秀”的典型案例，黄振辉(2011)进行了转型期底层政治的“表演性抗争”的探讨，与本文的研究主题最为接近。“表演性”是抗争行动的一般性特征，尤其体现在形式库的运用上。形式库(repertoire)的词义源于戏剧，其中所涉及的社会运动及其反对者之间发生的互动可以理解成一种“策略性表演”(strategic performance)(Tilly, 1995: 43)。黄振辉研究的“跳桥”以及“跳楼”、“自焚”等被媒体广泛报道的个体性抗争行为，从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当下底层抗争政治形式库的构成之一。他的文章还分析了表演性抗争事件的发生机理，包括特定的社会基础、参与群体的结构性特征和媒体的作用等，都对本文启示良多。尽管存在诸多发生机理上的可比性，但相对此类“以死抗争”行为的极端性和破坏性，本文研究的街头行为艺术不仅形式上更加温和新颖，而且策略运用更加复杂，效果方面也更具建设性。

　　本文采用访谈法和文献研究，主要关注三个问题：(1)街头行为艺术是如何在与国家的不断互动中，演变成为一种新颖的抗争行动手法？(2)街头行为艺术的三个构成要素各自对于抗争行动的成功有何意义和影响？(3)如何评估作为抗争行动手法的街头行为艺术的成效？近年来性别领域社会运动的一个突出亮点，就是运用街头行为艺术进行性别平权的倡导。由于个人研究的关系，笔者和性别平权领域的网络、组织和个人都比较熟悉，为研究提供了很多便利。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2012年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一系列性别权利倡导的街头行动。笔者在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对这些行动的核心参与者进行了深入访谈，同时，从这些个人及其组织参与的性别平权会议和内部交流分享的场合也获得了更多的相关信息。文献研究的资料来源除了新闻媒体的报道和互联网上的讨论，还有参与相关行动的组织提供的机构文件和影像资料等。这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不仅全面展现了性别平权街头行动的发生和发展，也揭示了行动背后更为复杂的策划和组织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