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洁，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苏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段正，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学学院

　　当前，北京已成为我国“城市病”最为典型和严重的城市。北京“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不是全行政区的人满为患，而是中心城区的人挤为患。要缓解北京“城市病”，关键在于大力疏解中心城区的功能、避免过度集聚。这不仅需要立足北京市域、加快城市副中心建设，实现城市功能在市域内的合理布局，还需要与京津冀城市群联动发展，实现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资源等在城市群中的较均衡配置。没有一个均衡发展的京津冀城市群，就没有一个“健康”的北京城。而只有将首都圈乃至整个京津冀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才可能实现京津冀城市群的均衡发展。

　　权衡利弊，北京必须依靠城市群来优化发展

　　尽管在奥运会期间河北曾以“护城河工程”来保驾北京，但北京在产业配置和基础设施建设上与河北一直楚河汉界刻意隔离，原因主要在于有关部门生怕更多的人涌进北京以及河北“拖累”北京。事实上，北京与京津冀城市群在空间上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只靠北京是不可能缓解城市病、建设世界城市的。从全局来看、从长远来看，京津冀城市群与北京一体化发展的弊大于利。

　　从全局角度，当前，不管从资源环境、人口分布还是产业布局方面看，京津冀城市群都已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利益共同体。城市群中的各城市一荣不一定俱荣，但一损必然俱损，这一点在环境方面体现得尤其明显。环境状况具有广域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特点，相邻地区的环境状况互相影响，城市群中的城市无法独善其身。近些年，严重的雾霾频频现于京津冀区域，如2013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比例只有31.0%，低于全国74个城市平均值23.8个百分点，而重度污染以上天次占26.2%，超过了1/4。按照环境空气综合质量指数评价，上半年空气质量较差的10个城市中有7个集中在河北。北京周边地区以重化工业为主，燃料结构也不合理，这是造成北京大气污染的重要原因。仅仅北京市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和燃料结构，实际上对区域空气质量改善来说微不足道。例如，从燃煤量来看，北京尽管已将其削减到约2000万吨/年(进一步削减的空间不大、成本高昂)，天津也才约3000万吨/年，但河北超过2亿吨/年，京津冀城市群范围内也近2亿吨/年。在目前的大气环流结构下，如果没有京津冀城市群的协同治理，北京市通过调整燃料结构缓解大气污染的作用肯定是极其有限的。

　　从长远来看，城市群联动发展中的投入增大、效益变差现象是暂时的，按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标准来看城市群均衡发展才是科学的。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和天津具有良好的资源条件，尤其是北京，集聚着各种优质资源和优秀人才，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一些大项目，如果配置在区域内其他城市，由于需要完善许多配套设施，再加上人才和资源的不足，将会导致成本增加、见效缓慢。所以，长期以来北京常常在城市群中扮演了“吸金”和“抢项目”的角色。如果北京能在周边寻找合适的区域作为产业功能扩散地，并带动京津冀城市群逐渐形成资源共享、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局面，就可能兴规模效益之利、除过度集聚之弊。事实上，核心城市带动城市群也是国外城市群发展的主要模式。如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关东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伦敦城市群等都是这一模式的发展典型。这些城市群在发展过程中基本都经历了核心城市过度集聚，“城市病”严重的阶段，但通过产业结构转型、政府加强规划引导，疏解城市功能等措施，解决了中心城市的中心城区资源过度集中问题。我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到目前都形成了优势产业体系在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长三角城市群的各个城市相对而言有明确的城市定位和鲜明的经济特色，产业发展各有侧重，基本形成了“特色发展、错位发展、梯度发展”的区内产业发展模式，整体经济势力强而均衡，远远领先于京津冀城市群，上海、广州的城市病也相对北京要轻。因此，长远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均衡发展是可行的，北京在整个城市群均衡发展中受益也是可期的。

　　北京与京津冀城市群联动发展存在的障碍

　　任何传统发展模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这些理由也成为新发展模式的障碍。要实现北京与京津冀城市群联动发展，既解决北京发展中的问题，又带动城市群整体发展，其难度不小，这主要源于京津冀地区发展存在着三方面现实障碍。

　　首先，区域合作观念不强，诸多政策和规划缺少统筹，区域内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阻碍了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和跨地区的经济合作，行政力量的干扰也制约了区内企业之间的市场运作。京津冀区域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和河北省，分属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域，区域内部自行协调的难度较大，并且各自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存在偏差。北京的发展总是以自己为中心，要求津冀在产业转移、水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为自己提供方便和服务。天津凭借北方经济中心、滨海新区特殊政策和龙头大港地位，比较热衷于自身发展，对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热情不高。而河北期望通过与京津合作带动自己发展，所以对城市群联动发展是最热心的。三地虽有合作意愿，但各自需求并不完全契合，对如何共同争取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如何推动区域发展等区域性的重大问题专注度不够，共荣共赢、统筹规划的整体合作理念尚未形成。不仅如此，京津冀地方政府间的合作还缺少统筹，尚未建立高层次的区域合作、磋商与协调机制，地方政府往往以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以整个区域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来进行决策并采取行动。近年来，虽然京津冀高层领导进行了双边互访和多边协商，但区域合作仍处于初级阶段，是一种倡导式的磋商机制。区域内协调机制和决策机制的制度化程度较低，未能建立起正式的高层协调机制。即便北京与河北最新签署了一揽子协议，但由于缺少利益驱动机制和强有力的政府管理考核目标，多数也难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