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王丰龙，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博士研究生；何深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文章利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了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居民婚姻匹配和婚姻迁移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目前中国的婚姻匹配和婚姻迁移主要发生在相同类型、相同地区和相同行政级别的户籍居民之间，说明户籍制度依然影响居民的婚姻选择范围和流动性。择偶梯度的婚姻匹配模式虽然比较常见，但主要表现为农村女性更容易“上嫁”到区位条件更好的地区。另外，婚姻匹配的空间模式主要受时代背景、个人能力和个人身体特征等因素影响。受教育水平和职务对提高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有积极作用，而受教育水平、职务、身高、外貌等因素能够增加女性“上嫁”的可能性。

　　【关 键 词】婚姻匹配；婚姻迁移；空间模式

　　一、引言

　　从微观角度看，婚姻匹配既是不同时代择偶观和价值观的反映，也会对个人与家庭的生活质量产生巨大冲击。婚姻的匹配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影响(李后建，2013)。从宏观角度看，婚姻匹配既是衡量社会开放度的重要指标(张翼，2003；李煜，2011)，也会产生诸多的社会经济问题(齐亚强、牛建林，2012)。有研究发现，婚姻匹配失衡增大了农村男性择偶的成本和经济负担(栗志强，2011；庄龙玉、简小鹰，2013)，并导致农村大龄男性失婚者减少对其父母的经济支持(靳小怡、郭秋菊，2011)；长远来看，婚配匹配失衡会引发失婚者的暴力倾向，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Edlund等，2013)。因此，对婚姻匹配模式的监控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始终是人口学研究和社会人口政策关注的焦点。

　　虽然已有研究对不同个人或阶层的择偶偏好、社会经济属性特征和婚姻挤压下的择偶策略及失婚风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徐安琪，2000；李煜、陆新超，2008)，但很少考察婚姻匹配、婚姻迁移的城乡和区域匹配模式。这种做法的一个后果是对同一现象不同研究往往有截然不同的判断(陈锋，2012)。例如，尽管有些研究指出人口流动使地理通婚圈日渐扩大(高颖、张秀兰，2011)，跨地域通婚日益增加(陈锋，2012)，但也有研究指出，增加的主要是城镇男性和农村女性之间的通婚(邢春冰、聂海峰，2010)，婚配的开放性和异质性并未发生很大变化(李煜、陆新超，2008)。再如，尽管一些个案研究强调农村婚龄女性大量外流，外嫁比例很高(贾兆伟，2008)，但对北京市婚姻户籍匹配的研究发现，进入婚姻的农村女性跨城乡的通婚却呈减少态势(高颖、张秀兰，2011)。李煜、陆新超(2008)对2006年全国社会调查的分析发现，尽管改革后择偶匹配的同质性呈上升态势，但农村户籍居民的同质性却是下降的。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表明婚姻匹配和婚姻迁移在空间上往往是不均衡的。如果忽略这种空间模式和区域差异，可能对现有问题造成误判，使一些调控婚姻匹配失衡的政策失效。

　　为了更准确和全面地评估不同居民面临的不婚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有必要在空间差异和人口流动的背景下考察全国婚姻匹配的模式与特征。因此，本文试图对婚姻匹配的城乡和区域差异和婚姻迁移的主要特征进行初步分析，并考察不同地区居民婚姻匹配和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数据来自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该调查是中山大学主持的一个全国性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受访者为15～64岁的劳动力。调查采用全国分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涵盖了除香港、澳门、台湾、海南和西藏外29个省份的174个村委会和129个居委会。其中，各省受访家庭数大多在200个以上(只有重庆、宁夏和青海的受访家庭约为100个)；来自农村和城市的有效样本分别为10720人(占65.96％)和5533人。经过对调查数据的筛选①，样本中已婚或同居的家庭为7280户。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其中近1/4的家庭有成员经历过婚姻迁移。这些经历过婚姻迁移的家庭成员社会经济状况总体上要低于未经历迁移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