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人口政策的风向在变。日前,国家卫计委印发《“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实施计划》,有“要完善生育政策,适时出台调整方案”的措辞,让人遐想不已。
关键词: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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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的风向在变。日前,国家卫计委印发《“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实施计划》,有“要完善生育政策,适时出台调整方案”的措辞,让人遐想不已。
再联想到此前被热议的若干事件:2011年11月湖南涟源市怀孕七个多月被强制引产的龚起凤,2013年6月被诊断为精神分裂;河南驻马店西平县拟强征5亿社会抚养费以充实财政预算,2013年7月有两个孩子的王茹萍因缴不起钱而悬梁自尽……这些有关计划生育的人道事件已不再敏感,能公开讨论,本身就有付之公论的意味。
毋庸讳言,中国正处在人口政策调整的节点上。1980年,《中共中央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一封公开信》中说:“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国人越发认识到:人口与经济系统是复杂系统,不是精密机器(简单系统),不适用工程师思维。
一些社会工程师囿于计划经济思维,前后提出过中国最适人口3亿说、5亿说和7亿说等,实为理性的僭妄,请拿这个去说服1.2亿人口的日本吧,人家国土狭窄、资源贫乏、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中国却为少子化担忧不已。而今我们知道,13.4亿人口的大市场才是中国最大的竞争力,有人口保底,只要政治与政策上不出大的纰漏,中国经济再坏能坏到哪里去?
应该拿来说事的是人口结构。在一胎化政策之下,典型的家庭结构是四二一。反映到宏观层面,就是下一代人口相对于上一代呈指数衰减。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子女个数)稳定地居于超低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为1.22,2010年六普时为1.18。
这样的超低生育率已经引发了剧烈的人口结构冲击波。第一波:1995年全国小学与招生人数分别为66.87万所与2531.81万人,200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减少到36.62万所与1671.74万人,十年间分别减少了45.2%与34.0%。第二波:自2009年以来,高校报名人数逐年下降,一些三流高校率先破产在所难免。第三波:自2011年以来,劳动人口呈下降趋势;40岁以下农民工占劳动人口的比重,由2008年的70%下降到2012年的59.3%,短短四年下降了近11个百分点。
第四波将是人口抚养比丕变的到来。所谓人口红利,是说人口抚养比低,工作者多,对经济发展和社保支付均利好。但当人口抚养比高到一定程度,红利将变成赤字。
所以,为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起见,为了社保的可持续支付,为了避免因执行计生政策所引发的人道事件,必须从速调整人口政策。
另外,市场秩序的扩张过程,亦是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过程。从程序上说,再用超越于法律并缺乏现实必要的强制手段,一是破坏了法治秩序,二是也只能起反效果。在上述意义上,人口政策调整,回归人权及回归公共服务是在所必行的。
尤其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必须站在历史与民族的高度看待这一问题。自1970年代以来,西欧与日本生育率稳定地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其中一些国家出现了低于1.5的超低生育率,这显然要对199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经济衰落负相当甚至主要的责任,这些国家各种鼓励生育的政策也扭转不了人口颓势,这才是西方文明面临的真正危机。(参见2013年6月27日《南方周末》31版大参考《超低生育率:西方文明的真正危机》)。人口问题有滞后性,三十年不发作,一发作三十年。在这个意义上,未富先老的中国面临的形势更严峻。每个人都必须认真思考中华民族的未来。
现在提出的方案有很多种,如先行放开单独二胎、一次性放开二胎及自主生育等。2012年10月,官方背景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报告。报告以六普数据为基础,主张到2015年放开二胎、2020年左右自主生育及2026年之后鼓励生育。这是一个较为保守的方案,有较大可能被推行,应该还有优化的空间。
或有人担忧调整后出现“生育扎堆”。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育龄与非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是1.73个与1.46个,生育意愿低得惊人。而实际生育率只会更低。不管采用哪一种方案,如果能使中国妇女生育率稳定在1.5左右,那就谢天谢地了。
事实上,对相关机构与职能的调整在进行中。2013年3月,国家计生委被拆分,“研究拟定人口发展战略职能、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能”这一块,被并入国家发改委;主体部分“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职能”,被并入新成立的国家卫计委。
把研究拟定人口政策与实际执行拆分开来,一是有助于独立客观的研究,为人口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二是有助于在人口政策调整以后实际执行向公共服务的回归,这是给计生人员找出路。例如2003年中国取消强制婚检以来,新生儿缺陷率逐年上升,是否有恢复强制婚检的必要?自由不是免费的,在自负其责的文化还没有全面恢复的当下,更多的缺陷新生儿可能意味着更重的社会负担。
接下来,就是在人口政策如何调整上,在全民讨论的基础上,凝聚全民共识。这关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未来!
(作者为南方周末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