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以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转型为主题，作者完成了“转型三部曲”：《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企业家》和《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在本文中，以评述《社会主义的企业家》一书为重点，作者详细回顾了写作“转型三部曲”的思想历程，同时也对“三部曲”的核心理念进行了反思性地梳理和冷静地重估。最后，作者认为，“三部曲”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大转型亦密切关联，并期待它们能在中国的语境中得到进一步地阐释。

　　关键词：转型三部曲　社会主义的企业家　第三条道路

　  作者简介：伊万·塞勒尼：美国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教授

　　迄今为止，我已经出版了9部学术专著（其中有6部为英文版），但毕生之作的核心还是我的“三部曲”：《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konrád and Szelényi， 1979）、《社会主义的企业家》（Szelényi， 1988）和《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Eyal， Szelényi and Townsley， 1998）（若我能将2010年出版于匈牙利的近作《如何成为一名百万富翁》译为英文版——我正在做这项工作，它将是“三部曲”的“后记”）。其中，《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中文版，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三部曲”中的“第二卷”（《社会主义的企业家》），“第一卷”已经有了很多外文版本（包括英文版、法文版、西班牙语版和日文版），但目前还没有中文版。

　　这些作品来自于我对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变迁的经济社会风貌以及社会主义的再分配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多样化道路的上下求索。《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是对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和东欧的技术官僚化改革的反思；《社会主义的企业家》则试图去理解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再分配经济内部的早期市场改革（以匈牙利为个案来透视）；最后，《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则是对1989年～1991年间苏联和东欧发生的与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的决裂，以及激进式的转向自我调节（self-regulating）的市场经济历程的一份较早的研究报告（同时试图将“中国个案”放在一幅正在远离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的路线图上去理解）。这三部曲是一系列“辩证性”的工作，第二卷是对第一卷的主题的一种“扬弃”，第三卷又“扬弃”了第二卷，并在某种程度上“重返”或者说综合了第一卷。

　　让我简要回顾一下三本著作的主要观点和假设。

　　我从《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开始。该书（和我的朋友乔治·康纳德［George Konrád］合著，他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的源头是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令人惊叹的《新阶级》（The New Class）一书，吉拉斯的这本书（Djilas， 1957）是对“传统”斯大林 / 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社会结构最富洞察力的分析之一。他的分析深嵌于托洛斯基（Leon Trotsky）的学术传统之中，批判性地剖析了“传统类型的社会主义”中官僚制的角色。托洛斯基指出，当斯大林的官僚们将自身形塑为一个特权“集团”（caste）之后，作为“工人国家”的社会主义就已经“变形”（Trotsky， 1937）。吉拉斯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他不接受“工人国家”的假设，也不认为仅仅一个官僚特权“集团”使社会主义“变形”了。事实上，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工人国家”，而是由官僚“新阶级”统治。对我们而言，集团或阶级 （class）这两个术语中的哪一种能更好地描述斯大林 / 毛泽东时代官僚们的特权地位并不特别重要。我们折中地将官僚称为“等级”（estate），但是我们非常同意吉拉斯的说法——传统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它与“无产阶级专政”也无甚关联。那它是什么？依据韦伯（Max Weber）的传统，我们尝试将斯大林和毛泽东主义体制中的权威类型界定为“卡里斯马”统治（除了一些极度压制时期有争议的“非合法性”［non-legitimate］）。

　　它是一个根据等级（rank）而非阶级来分层的社会，因此，官僚集团属于统治“等级”。但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无法找到令人满意的办法来解决卡里斯马人物去世之后的领导传承问题，因此，他们都在急切地寻找一种权威的替代性体制。这就是《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的起点。当卡里斯马人物离去之后，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将走向何方？最为明显的策略便是促成官僚和技术专家的联盟，并以这种方式合法地统治社会。即使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中，统治“等级”中也有一部分技术专家。早些时候，“工程师”就扮演了一种十分重要的角色（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工程师对凡伯伦［Veblen］关于苏维埃体制下工程师的预言太当真了），但通过那次声名狼藉的“工程师审判”——苏联历史早期的一次摆样子公审（show trials）——官僚则宣示了其最高地位。 “红与专”问题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持续性张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在与之非常相似的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官僚集团的霸权却从未受到质疑。随着卡里斯马领袖的逐渐离去，重新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通往阶级权力之路的知识分子》一书认为，在斯大林时期之后的社会主义社会，权力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相当多技术专家都主张通过科学性的计划来建立一个理性化社会——我们称其为理性化的再分配体制——去克服市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因此，支配的性质开始从卡里斯马型权威向一种理性的权威转移，但是它又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中的法理型权威。法理型权威是以形式理性为基础的，但是这种新体制的权威却声称是以实质理性为合法性的基础和来源。由卡里斯马型权威向实质理性赋予的权威的转移开始改变社会分层体制。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等级次序（rank order）开始转向阶级（class）分层体制。因此，吉拉斯的新阶级概念就成了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我们认为这一新阶级不仅仅由官僚集团组成，它需要一个更加广泛的行动者的联盟，其中，官僚集团与技术专家，甚至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强力地联合了起来。我们认为，如果官僚集团开始通过为人文知识分子提供大量自由表达机会以获取他们的忠诚，并与之建立起了初步的伙伴关系；那么，由于技术专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群体，他们因此只会选择与官僚集团联合起来。我们相信，这种更宽泛的新型知识分子统治阶级的形成并非空谈，一个理性的秩序对于技术专家和工程师们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甚至人文知识分子也倾向于认为自己是“技术知识”或实质理性的担纲者（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带来了“革命的火种”，他们不仅仅是专家，他们还属于“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俄语和许多东欧国家语言中对他们的称呼），他们经常对资产阶级秩序的形式理性嗤之以鼻。知识分子的这种反资产阶级的倾向偶尔会将他们推向右翼激进主义，但是，更典型的情况是，他们与激进的、革命的左翼更加亲和。是的，那里有海德格尔（Heideggers）和克努特·汉姆生（Knut Hamsuns），但是，在西方的知识分子中，萨特（Sartre）和毕加索（Picasso）（其标准称谓是 “同路人”）是更为典型的形象。我们在60年代中期就开始准备草稿，并在1974年的秋季完成了该书。1974年，我们认为这一新阶级还没有完全成型，还正在形成过程中，或处在萌芽状态。也是1974年，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新阶级的形成是这一新阶级内部诸多派系激烈斗争的过程——我们对技术官僚群体的“反击”（counter-offensive）进行了研究——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新统治阶级的到来，一个阶级分层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形成具有历史性的可能。在我们的观念中，它仅仅是一种可能，而不是不可避免，同时，我们也更愿将这一过程视为一种危险而不是一种社会需要的结果。数年之后，我遇到了诸多东欧的读者，他们都基本误解了我们的著作并告诉我：“很抱歉，你们想把知识分子转变为统治阶级的完美计划并没有实现！”。事实上，这实在不是我们的“计划”，它只是一个悲观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