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新发展主义的视角，对中国传统农村扶贫模式反思，发现政府财政承受能力与解决贫困问题需求间的张力、扶贫的官僚化、扶贫机制的不健全导致扶贫资金利用效率低、扶贫过程中贫困农户依赖性强、产业化扶贫造成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偏离扶贫目标、科技扶贫中农村居民参与性不高、小额信贷造成的扶贫资金浪费和流失等。基于此，本文强调农村扶贫的目标从缓解贫困转变为增强生计的能力，通过教育扶贫、移民开发和劳动力转移、开发农村市场、参与式扶贫等途径，提升农村贫困居民自我发展能力，创新中国农村扶贫模式，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关键词：农村贫困；农村居民；扶贫模式；发展主义；新发展主义

　　一、问题的提出

　　贫困作为历史的长河中的痼疾，一直困扰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抵制和消除贫困成为人类的共同愿望，也是当今中国乃至全球面临要解决的主要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贫困贫困现象有所减缓，农村绝对贫困[1]人口从1978年的2.15亿下降到2007年的1479万，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下降到2007年的1.16%[2]。虽然中国农村绝对贫困数字已减少，但农村贫困问题依然突出，并呈现出返贫现象严重等新的复杂特征。从国际贫困线来看，中国贫困线在75个可比较的国家中是最低的（左停，等，2009：48）。这一贫困标准掩盖了农村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返贫情况的普遍性，从而增加了扶贫对象动态监测的难度。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贫困监测数据，2001年至2009年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例从61%增加到66%，民族地区八省区贫困人口比例从34%增加到40.4%，贵州、云南、甘肃贫困人口比例从29%增加到41%[3]。目前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分布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革命老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分布呈现点（14.8万个贫困村）、片（特殊贫困片区）、线（沿边境贫困带）并存的特征。许多刚刚越过温饱线的农民经济状况非常脆弱，气候、市场、家庭任何一个方面的变故，都能使他们返回贫困状态。与此同时，各阶层、各群体之间以收入水平为标志的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当前中国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自从1997年超过国际公认的0.40的警戒线水平，至今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迄今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基尼系数目前达到0.46左右（蔡昉，2008:15）。贫富差距的扩大，危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再者农村贫困地区面临着社会公共服务缺乏、农村社会保障的可及性差，生态破坏严重、环境问题突出，农民提高生计的可能性小。教育费用上扬，农村人力资本投入成本增加等，这些致贫因素形成恶性循环，必然进一步放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尤其在是在市场化进程中愈发显现出对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社会公平、社会稳定的现实挑战。

　　从全球工业化的进程来看，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将带动城镇化和全面现代化，农村贫困人口将会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因此最终实现消除贫困的途径是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基于当前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水平不高的现实，有效消除农村贫困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那么在新四化建设进程中，如何有效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如何促进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如何以人为本，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全面发展？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基于此，反思和研究中国传统的农村扶贫模式及其创新扶贫模式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从理论上看，贫困与发展息息相关，扶贫也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应有之义。传统的发展主义对于中国农村的扶贫模式过于强调以经济增长为导向，实则是以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为代价。本文在反思传统的发展主义扶贫模式基础上，以新发展主义为视角，探索创新农村扶贫模式的路径选择。

　　二、理论视角

　　（一）发展主义内涵及其缺陷

　　发展主义是兴起于二战后的拉美地区的发展重国家。它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与政治发展的先决条件；它预设了工业化与民主化的先后发展顺序，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民主制度的巩固，所有社会矛盾与问题将迎刃而解（郁建兴，2008：61）。发展主义指的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这种信念中发展等同于增长，并成为后发国家所遵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据此，如果将“发展”一词粗略表述为从不发达的落后状态解脱出来的目标的话，那么发展主义就可以看作是将这一目标进行操作化的理论、实践路径和理念信仰（叶庆忠等，2012，57）。从发展主义来看，发展就是开发，“发展主义”等同于“开发主义”，它将“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于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实质是“以物为本”。它有三个症候：第一个症候就是物本主义，片面强调经济增长，严重忽视了发展的前提，即发展的人本出发点和制约性条件；第二个症候是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相颠倒；第三个症候是造成了主客体的对立和分裂（杨寄荣，2010，17-18）。总之，发展主义片面强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但并没有实现社会、文化与环境的同步发展。这个发展理念下导致急功近利，工具主义盛行，金钱至上，人们的价值观严重扭曲，往往过多追求物质的富足，忽视了人这个主体本身的发展。正如舒尔茨所言，贫穷国家的贫穷在于“人的能力没有与物质资本齐头并进，而变成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舒尔茨，1992, 8）。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各地不断涌现的大规模生态污染、环境破坏和相比于过去发生频率陡增的自然灾害，人们开始重新检思我们曾一度笃信不疑的发展理念和实践模式。因此人们在反思在“发展主义”理念经济增长模式的诸多负面效应时，转向追求一种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协调发展的状态，就产生了新发展主义的理念。

　　（二）新发展主义

　　新发展主义倡导多元文化主义，要求尊重文化差异，主张发展中国家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另类发展道路（周穗明，2003）。它是在批判旧发展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非西方国家的深度理论自觉而兴起的一股具有跨学科、实践性和多元体系特点的思潮。同时，“新发展主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场社会改革运动而存在的。在联合国、民族国家、非政府组织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主导和互动下，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反思性成果，包括佩鲁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及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等（田毅鹏等，2010）。其主要观点为：（1）“新发展主义”并不是简单地反对经济发展，亦不主张取消经济发展，而是反对将经济发展绝对化和唯一化。（2）“发展”从来就是应具有其特定历史前提的。人们由单纯关注经济发展，转为关注“经济—社会”间的协调发展。（3）发展是“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的。这种发展使技术受到各个人类共同体知识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约束。强调发展的综合性，主要是重视结构内部稳定协调发展，突出组织在结构中的作用。其中尤其是国家对市场的调节作用。（4）在发展过程中重视人类的创造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