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媒体爆出麦当劳、肯德基等跨国连锁餐饮企业使用上海福喜食品公司提供的不符合安全卫生标准的食材原料，令舆论哗然。改革开放30多年后，当今中国社会对于道德的关注与思考，已使道德同改革开放一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观念之一。在这个过程里，“瘦肉精”、“毒奶粉”一类牵连千家万户、人人共愤的无良行为多半发生于市场进而影响到社会，因此学术界追究和探讨道德失范现象，着眼的多半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其负面影响带来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道德失范由一种市场病症演化为社会病症，多见于我们的生活之中，成为今天思考道德和探求因果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因此，我们的讨论也不能不从市场和道德开始。

　　经济模式是否真的缺乏道德意义

　　市场经济为中国带来的物质财富增长是可以直观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在这种经济模式下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市场经济有着其他经济模式所没有的优越性。若把这一面引入今天的讨论，则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具有如此优越性和生命力的经济模式是否真的缺乏道德意义？

　　“市场经济是否具有道德的合理性”问题可以追溯到所谓的“亚当·斯密问题”，其核心源自于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两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道德情操论》以人性本善为前提，认为人类的道德行为都来自于人性中基于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而《国富论》则以理性人为假设，认为经济的运行源于追求自身利益的利己主义动机。两种对立观点矛盾地共生于同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之中。但是，如果深入地探究亚当·斯密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会很容易发现，尽管两部著作出发点不同，但它们的基本价值目标却是相同的，即除了有善的出发点之外，还要有产生实际功效的行为，两者的结合才能成就人类德行的圆满。

　　如果合伦理与经济为一体，那么概而言之，首先，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财富增长已经证明了该经济模式最具效率。这种高效性一方面源于市场机制本身激发了行为主体的自由竞争，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社会资源和潜力；另一方面，它特有的市场化机制使其能够合理地配置资源，通过市场供求、价格体系使社会生产要素得到了更为有效的利用。这种有效利用最终形成的产品在数量上的增多和价格上的低廉，在产品进入千家万户的过程里实现了市场和大众福利的联结。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当大多数公民的心态是在上升的生活水准中形成时，经过一定时间，这种差别会导致社会道德品性的正面发展”，他把这种因果关系称作“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其次，本义上的市场经济应当具有内生的公平合理性。如果没有内在的公平意识和外在的合理制度，追逐效率的自由竞争将难以持续，无法维持高效的生产性。市场行为因其自身的非人格化特性和普遍客观性，能够以市场的调节和配置产生原始意义上的公平和公道，这是任何非经济力量，诸如政治权利、社会文化等都无法做到的。正是有了这种公平和公道，才能够不断扩展地区之间的开放和流通，使得人际间的交往程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延伸；在跨国界、跨地区、跨集团的经济贸易中，使更多的经济成果和物质资源得以分享。而这种大众福利之所在，人类幸福之所在，应当是市场的道德合理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