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化集体主义”概念可用于解读中国农村减贫经验的内在结构、逻辑关系以及“中国经验”的意义。宏观经济增长、有组织扶贫开发和贫困人口内生动力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大规模减贫的具体原因。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大局观念”是实现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保障,“权威型人格”奠定了有组织扶贫开发的组织与社会文化基础,深厚的“家族传承意识”形成了贫困人口内生发展的动力源泉。“大局观念”、“权威型人格”、“家族传承意识”均孕育生长于“文化集体主义”传统之中,具有特殊历史属性。

　　关 键 词:文化集体主义/减贫/中国经验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企业与贫困村互助资金运作模式创新研究”(11BSH05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陆汉文,男,1971年生,湖北云梦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发展研究院教授,社会学院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9;彭堂超,男,1990年生,江西南昌人,中国扶贫基金会项目助理,北京 10087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减贫逐步进入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的新阶段。总结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的减贫经验,既是认识新中国减贫与发展历史并进而认识“中国经验”的需要,也是理解新阶段精准扶贫战略、政策与实践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降,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减贫成就举世瞩目,创造了“中国奇迹”。1979-2011年,中国国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均达到9.9%,各项事业取得巨大进步。①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至2010年的2688万人,农村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从30.7%降至2.8%。②中国的成功受到广泛关注,“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是对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模式和道路的替代,是另一种选择,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③

　　最早向世界介绍并解释“中国经验”的是林毅夫、蔡昉和李周,他们认为在要素禀赋结构既定的情况下,发展战略的选择决定经济体制模式,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绩效,从“赶超战略”向“比较优势战略”的转变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他们提出,制度变迁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提高了微观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改善了资源配置制度和宏观政策环境;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中国所具有的资源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由此带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出“中国奇迹”。④

　　其后,关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可大体按两个不同方向加以区分:一个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适规律,认为中国的成功不过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另一个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认为有效对接和利用中国传统思想和制度资源是中国取得成功的秘诀。前者如吴敬琏、何怀宏、秦晓等,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只不过是“过渡体制”的反映,改革开放恰好是摆脱“中国模式”的历史过程。⑤后者如徐勇、姚洋、温铁军等,认为家户传统、贤能体制、群体文化等孕育了“中国道路”,其中温铁军更是明确指出“制度变迁”与“比较优势”都不足以解释“中国经验”,中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具有东方社会所特有的“群体文化内部化处理市场经济造成的严重的外部性问题”、“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两个机制。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