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杜洁，全国妇联 妇女研究所，北京 100730 杜洁(1964－)，女，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国际妇女运动和妇女组织，社会性别主流化及公共管理与政策。

　　【内容提要】1995年社会性别主流化正式被联合国作为全球推动性别平等战略以来，妇女运动和各国政府日益重视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文章梳理了近年来国际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领域有关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研究，指出不同的分析方法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从公共管理和政策变化层面评估主流化成果显示了历史性的进步；然而，在社会变革层面却显示了主流化的局限与困境。在挑战和机遇面前，深化社会性别主流化需要整合各种理论框架和方法，探讨全方位的组织和能力建设，并进一步发挥妇女运动和组织的作用。

　　【关 键 词】社会性别主流化；公共政策；妇女运动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13)06-0097-09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纲领性文件——《北京行动纲领》正式提出将性别平等纳入主流(简称社会性别主流化)，开启了国际社会促进性别平等的新纪元。2015年北京世妇会20周年即将到来，催发了评估和研究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的热潮。2000年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到2015年结束，当前正处于评估和总结各项目标实施进展、成果以及酝酿新的发展目标的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这也为广泛评估和深入研究社会性别主流化提供了动力和机遇。如何评估20年来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作用和影响？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如何在当今复杂的态势下继续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有哪些机遇和挑战？是当前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领域关注的一系列焦点，也是联合国和各国政府思考和总结的重点议题。

　　近年来，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界开展了各种研究，代表性的有：2004年英国发展研究院对社会性别主流化进行讨论，并结成论文集。2007年Andrea Cornwall, Elisabeth Harrison & Ann Whitehead将该论文集编辑出版。[1]该书首次较为系统地回顾和反思了1995年以来联合国倡导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并初步对它在一些国家的实施和影响进行评估，特别指出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在运用过程中的误区。2005年乐施会(OXFAM)在《社会性别与发展》第2期以专辑的形式对一些发展机构执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成果进行评估，指出社会性别主流化虽然被很多政府和发展机构认同，但是，在执行方面存在很大不足；2012年《社会性别与发展》的《超越社会性别主流化》专辑，更是站在社会变革的高度，分析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进程及影响，探讨如何使它在新时期为加速改变性别不平等发挥更大作用。[2]

　　本文主要基于2012年《超越社会性别主流化》专辑，同时参考英国发展研究院研讨会论文集和《社会性别与发展》2005年专辑，梳理社会性别与发展领域的理论动态，对一些观点进行评论。

　　一、对社会性别主流化影响的评估：“变化”还是“变革”

　　对于近20年来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作用和影响一直存在很多争论。正如《超越社会性别主流化》中Caroline Sweetman[3](PP389－403)所提出的，对社会性别主流化结果的评估十分复杂：一方面，现实中各种复杂因素互相交织影响着性别平等进程，很难将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单一因素解释特定的措施和干预的成败；另一方面，因为对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认识和期待的不同，评估标准有所不同，也影响了对结果的看法。尽管如此，该专辑主要通过以下两个层面评估了一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作用和影响：从联合国、国家或者相关机构对性别平等议题的认同和投入，肯定公共管理和政策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从变革社会性别不平等视角，提出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局限和困境。

　　(一)评估的层面和视角

　　对社会性别主流化概念的定义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1985年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相关思想。①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正式写入《北京行动纲领》。1997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通过了对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一致定义：“把性别问题纳入主流是一个过程，它对任何领域各个层面上的任何一个计划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或项目计划对妇女和男人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它是一个战略，把妇女和男人的关注、经历作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中设计、执行、跟踪、评估政策和项目计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考虑，以使妇女和男人能平等受益，不平等不再延续下去。它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社会性别平等”。[4](P5)

　　这个定义蕴含了两个层面，一是聚焦公共政策“过程”，即关注将性别平等纳入法律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强调公共管理和政策法律的变化。从这个层面分析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的作用和影响，侧重对公共管理和政策的具体投入和阶段性成果进行评估考察；二是从“战略”的层面，期望通过它的实施改变歧视妇女的社会结构。从变革的视角分析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作用和影响，更侧重妇女地位改变程度以及男女社会关系是否迈向平等，比公共管理和政策法律视角更为宏观。这两个层面成为当前对社会性别主流化评估的主要出发点。

　　(二)从公共政策层面肯定投入和变化

　　在宏观法律政策层面，Caroline Moser和Annalise Moser[5](PP11－22)指出，社会性别主流化从开始的不被认同和接受，到几乎所有国家都接受并纳入政策和工作日程，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主要进展包括：一是联合国和各国领导人的承诺。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与会各国承诺执行《北京行动纲领》，将性别平等纳入政策和法律主流。此后，对性别平等主流化的承诺不断深化：2000年23届特别联大成果文件重申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策略，2005年世界高峰会议认定主流化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工具。二是在法律及政策层面，性别平等已经成为重要议题。联合国在人口与发展、环境保护、城市发展、粮食安全、人道救援、人权、扶贫、贸易、难民、移民、残疾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专题和领域，都把性别平等提到了战略高度，制定了相应的策略和方案，发展了将性别平等纳入工作的指南等一系列参考资料；许多国家纷纷推出性别平等战略，并配有执行和监测措施。三是组织机构的变化。联合国促进妇女发展的机制不断加强。2012联合国妇女署的成立标志着性别平等机制建设的新阶段；一些多边组织如欧盟、经合组织、亚太经社理事会等，设置了专门致力于性别平等工作的组织机构和人员；特别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促进性别平等机构，配备了人财物，实行了包括性别平等协调员、性别平等巡视员、性别平等专家等工作机制。四是妇女运动成功推动了性别主流化话语的传播，成立了跨国跨境的妇女组织网络，它们在联合国事务(主要是联合国大会)和国家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6](PP368－396)

　　从微观操作层面，一些机构在推动性别主流化方面积累了经验，发展了工具和方法，包括社会性别分析和计划、社会性别培训、社会性别评估、组织建设等。《超越社会性别主流化》继2005年的研究之后，重点针对社会性别主流化执行的难点，总结了一整套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策略和手段。

　　第一，社会性别分析的专业化。20年来，社会性别分析被广泛地运用到政策/项目的酝酿和制定中，主要做法包括：收集分性别的数据资料，研究男女的社会角色和权力关系，分析他/她们不同的政策需求，在此基础上制定减少两性差距的目标和计划，并进行监测评估，以使政策和措施更有效地促进两性平等关系。Joyce Ndesamburo et al., [7](PP453－465)Franz F. Wong[8](PP467－480)以及Caroline Moser[9](PP435－452)的研究显示，在防洪抗灾、消除社区暴力等各个领域的项目中采用社会性别分析和计划，能帮助决策者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和干预行动。Joanne Sandler和Aruna Rao[10](PP547－562)指出，在推行基于成果的管理过程中，许多机构发展了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监测指标、社会性别自我评估等方法。Helen Derbyshire[11](PP405－422)发现，社会性别分析的实施日益作为评估特定组织机构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水平的重要内容。

　　第二，社会性别培训的广泛应用。Caroline Sweetman[3](P389－403)和Shawna Wakefield[12](PP585－597)发现，自英国乐施会20世纪末发展社会性别培训教材并推动社会性别培训以来，社会性别培训逐渐成为许多机构或项目提升认识和强化能力的重要工具，出版了大量的手册和著述。Helen Derbyshire[11](PP405－422)研究发现，社会性别培训的方式也日趋多样，既有正式的培训，也有非正式的、灵活多样的培训，比如网上课程、参观学习、导读、个人评估、参与式研训班、分享故事经验、电影、交谈等，这些方式越来越受到青睐。Joyce Ndesamburo et al.[7](PP453－465)对坦桑尼亚水资源组织(WaterAid)的卫生项目执行研究发现，该机构用创新的方法，对项目执行者、项目伙伴、村庄男性领导及妇女进行提高意识的培训，在此过程中注重本土化，采用地方的土语等，收到了很好的实效。其他学者的研究也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社会性别培训的广泛应用和影响。Heidi Holt Zachariassen[13](PP481－489)观察到社会性别培训改变了地方宗教领导和项目官员的观念，帮助将性别平等议题纳入项目主流。Franz F. Wong[8](PP467－480)指出，在防洪减灾村级项目中开展社会性别培训，一方面提高了项目执行者的认识，使之意识到洪灾对男女的不同影响，更加重视了妇女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性别培训也使妇女提高了认识，增强了自信，促进了妇女进一步参与社区决策。

　　第三，社会性别平等组织机构的专门化。Caroline Moser[9](PP435－452)发现，一些机构采用聘任社会性别专家、确定专门联络人、指定负责人、建立与支持性别平等的高层领导的联系等方式，设立了社会性别专门人员和机构，纷纷建立推动性别平等的平台。在机构设立的基础上，明确分工和职责，形成将性别平等议题纳入政策或项目的合力。

　　总之，从将性别平等议题纳入法律和公共政策议程，以及国家促进性别平等机构建设等方面看，1995年以来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取得了很大进展，积累了诸如社会性别分析、计划、培训、评估等各种经验。然而，正如Caroline Moser和Annalise Moser[5](PP11－22)指出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执行和操作层面仍面临很大挑战。

　　(三)从社会变革视角讨论挑战和困境

　　2012年《超越社会性别与发展》中，用“Beyond”(超越)一词来修饰“社会性别主流化”，体现了许多学者对社会性别主流化在引发社会变革方面的不满和失望。主要问题表现在：

　　第一，社会性别主流化在传统的社会性别机制中遭遇各种阻力，处境艰难。在《超越社会性别主流化》专辑中，一些学者指出了相关措施和项目如何遭遇“蒸发”、“抵制”、“去政治化”等困难。Caroline Moser[9](PP435－452)发现，在政策和发展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执行不力，很多有关促进性别平等的良好规定得不到落实而遭遇“蒸发”。同样，Franz F. Wong[8](PP467－480)对柬埔寨实施的一个将性别议题纳入组织建设项目的研究发现，虽然建立了有关性别平等咨询委员会、社会性别平等事务领导小组，制定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评估标准，但是这些组织和措施只停留在形式上，实施中在基层遭遇抵触，使相关措施被搁浅。Diana Hφjlund Madsen[14](PP573－584)对加纳社会性别主流化的研究发现，当地政府对维护妇女权利和促进妇女发展资源日益垄断，使促进性别平等工作呈现官僚化特点，妇女运动和组织被边缘化。Andrea Cornwall, Elisabeth Harrison和Ann Whitehead[1]认为，社会性别主流化越来越多地强调技术成分，与复杂多样的妇女发展现状和妇女权利日渐脱节。总之，在这些学者看来，性别歧视的观念和机制非常顽固，不但很难被改变，相反它们甚至在改变和吞噬着“社会性别主流化”，使其反作用于实现妇女权利的初衷。

　　第二，旧的机制影响性别平等进展的同时，新的挑战不断出现，使妇女的处境更为艰难。Fenella Porter和Caroline Sweetman[15](PP2－10)认为，这些挑战既有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又有气候变化、金融危机、食品危机等困境，使国际妇女运动希望以社会性别主流化创造一个发展新秩序的愿望更加渺茫。Sylvia Chant和Caroline Sweetman[16](PP517－529)指出，社会性别主流化越来越多地附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学方法。在此框架下，妇女仍是发展的工具，而不是主体。当经济发展和性别平等相矛盾时，增强经济竞争力仍作为优先，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不能纳入主要议程。她们指出，这样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实际回到了1989年Caroline Moser[17](PP1799－1825)指出的“社会性别在发展中”(Women in Development，简称WID)的效率路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社会性别主流化正是女性主义为了克服新自由主义强调经济发展和效率而提出来的，而现在又回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框架，侧重妇女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同样，Joanne Sandler和Aruna Rao[10](PP547－562)认为，许多国际发展机构，包括国际金融组织和联合国系统，虽然都采纳主流化战略，但更多的不是因为对发展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而是看到妇女的参与对发展有利。因为没有文化上的变革，社会性别主流化正滑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注重效率和增长的发展路线。另外，不断增长的原教旨主义和保守势力也瓦解着妇女权利运动的成果，导致性别平等的倒退。如国际社会在妇女生育权利方面有所退步：2012年56届妇地会保守势力在妇女生育权利问题上的回潮；2012年6月在“开罗可持续发展加20”大会上，除了一小部分国家维护妇女权利，大部分国家，甚至以前一些曾经积极的国家对妇女生育权利保持沉默。

　　Joanne Sandler和Aruna Rao[10](PP547－562)从传统和当前两个层面深入分析其中的挑战和困境。一方面是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和机制，她们用屋中的“大象”比喻深植于文化和组织机构中的性别歧视，它继续阻碍着男女平等进程；另一方面，新的挑战如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性别不平等。她们用“门口的火龙”比喻许多迫在眉睫、阻碍性别平等前进的威胁和挑战。这喻示着在一个不平等不断加剧的世界，在新旧交替形成的各种不稳定因素中，社会性别主流化面临着被搁浅的困境，然而冲出重围和困境又面临着更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