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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村域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2014年04月28日 23:28 来源:《人口与发展》(京)2013年5期第30~37,9页 作者:吴玉锋 王友华 程莉娜 字号

内容摘要:基于对河南省某县47个村域的调查,实证检验了村域社会资本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影响。因子分析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分为村域信任、村域互惠、村域规范和村域互动四个因子。回归分析发现,村域信任和村域互动对参保率具有正效应,村域互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村域规范对参保率的正效应缺乏稳定性。对解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村域社会资本;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吴玉锋,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王友华,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重庆 400715;程莉娜,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政治经济系,陕西 西安 710100 吴玉锋(1979—),男,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王友华(1973—),男,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师。

  【内容提要】基于对河南省某县47个村域的调查,实证检验了村域社会资本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影响。因子分析发现,村域社会资本分为村域信任、村域互惠、村域规范和村域互动四个因子。回归分析发现,村域信任和村域互动对参保率具有正效应,村域互惠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村域规范对参保率的正效应缺乏稳定性。对解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差异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关 键 词】村域社会资本;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3)05-0030-08

  1 引言

  从2009年下半年起,我国农村开始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制度。新农保实行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中央财政免费提供基础养老金①,地方财政对参保农民进行补贴,制度设计充分考虑了农民的利益,理应能激励农民普遍参保。目前,学者对新农保制度运行现状进行了理论或经验分析。学界普遍认同新农保制度的同时也指出了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新农保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制度呈现“碎片化”(李冬妍,2011;范永茂,2011),更为突出的问题是参保率地区差异大。徐立强(2011)基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对全国68个试点县(市)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新农保参保率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中部比东部地区参保率要略高0.67%,而西部比东、中部地区要低24%左右。新农保参保率地区不均衡的问题严重影响制度的有效运行。2012年上半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全面开展新农保工作,新农保制度实现全覆盖。由于新农保遵循政府主导和农民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地区参保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制度覆盖面的扩展,所以有必要对新农保参保率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国外已有文献着重分析了经济因素对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影响。这些研究分别从中观层面公司企业的利润水平、公司规模、工会,宏观层面地区经济水平、教育、贫困、非正规就业、自雇、交易成本等因素分析了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差异(Horiba et al.,2002;Luchak et al.,2004;Packard,2001;Holzmann,2001;Mesa-Lago,2008)。国内学者认为地方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威信不够、民营和私人企业参保意愿不高、地方政府害怕影响招商引资等是参保率不高的重要因素(朱冬梅,2005;黄德鸿、姜永宏,2000;张旭,2003)。胡晓义(2002)论述了不同所有制结构参保率的差异,认为缴费水平过高、职业流动性等因素导致养老保险参保率低。张光等(2007)运用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这两个宏观经济因素,基本养老金给付标准和财政补助支出这两个政策因素共同决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国内外已有研究比较多的从经济和制度因素出发分析养老保险参保率的影响因素,较少关注社会资本这种非正式制度、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分析新农保参保率的影响因素,在对河南省某县47个村域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实证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对新农保参保率的影响,对有关部门采取相应措施激励农民参保,扩大新农保覆盖面具有现实意义。

  2 文献与理论分析

  宏观社会资本研究中,学界一般遵循普特南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普特南(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组织特点,如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等,它使得实现某种目的成为可能。普特南发现民主制度在意大利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绩效,绩效差异应归因于地区社会资本含量的不同。在社会资本建构比较好的城市,地方政府在社会稳定、社会服务推行等方面都较其他城市要好。自帕特南开启宏观社会资本研究后,社会资本理论在各个领域都显示出来很强的解释力,它也被用来解释地区经济和金融的发展(Bergelsdijk,2001;Knack and Philip Keefer,1997;Knack and Paul Zack,2001;Grootaert,1999;Guiso et al.,2004)。社会资本范式强调一定空间内的社会互动和关系特征对个体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社会资本通过人际之间的信任、互惠规范和社会关系网络等非正式约束机制,增强了人们之间的信任,降低了交易成本,抑制了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了金融交易的效率。张俊生、曾亚敏(2005)用中国省级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地区保险购买比例具有显著的解释作用。卢燕平(2005)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各省区股票、信贷等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宏观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水平呈正相关。杨小玲(2010)基于1997-2008年我国31省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是一种增进效应,社会资本会通过创造信任、约束规范、扩大网络关系等推动地区金融的发展。

  本质而言,参保跟金融投资一样,今天的投资是为了将来某个时刻能有收益。农民的参保行为嵌入在村域社会资本之中。吴玉锋(2011a;2011b;2011c)从个体层面理论、实证分析了社会互动、信任和社会资本等非经济因素对农民参与新农保的推动作用。目前,学界尚没有从宏观层面检验社会资本对新农保参保率的影响作用,而实际上,宏观层面的研究更契合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地区或组织特征的概念。村域社会资本作用参保率的机制有四个:一是降低保险信息搜寻成本;二是促进农民对保险的信任;三是产生社会互动效应(示范效应和伙伴群体效应);四是产生互惠效应。

  首先,村域社会资本降低了农民搜寻信息的成本。村域社会资本作为网络,充当了信息流通载体,能促进农民之间的信息共享。村域中,农民获取新农保制度信息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政府宣传这种正式渠道,它具有制度性特征。一个是社会网络这种非正式渠道,它具有非制度性特征;另鉴于制度性渠道具有临时性、突击性和政策文本性的特征,农民更倾向于从社会网络中获得新农保信息,因为这种渠道具有易得、通俗易懂的特征。在正式渠道可得的情况下,尽管农民可以获得丰富、准确的信息,但这种方式运行成本较高,不具有可持续性,且这种传播方式具有文本性,难以被信息理解能力较低的农民所接受。而在正式渠道不可得的情况下,非正式渠道才能够满足农民获取信息的需求,且这种渠道对新事物态度的形成与改变,以及做出决策更具有影响力(Rogers,1995)。国内外关于职业流动方面的研究证实了社会网络对个体经济决策所具有的信息效应。获得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被视为求职成功的重要因素(Granovetter,1974;Burt,1992;Bian,1997),社会网络对购买保险、股票等投资行为具有信息效应,社会关系降低了信息搜寻成本(Duflo and Saez,2002;Hong et al.,2004)。就投资、求职等工具性行为所需信息而言,人际传播比非人际传播更有效(Katz,1957),通过网络中密切的互动增加了新农保信息在农民之间交换的广度、深度和效率。村域社会资本作为信任使得农民更加认同新农保政策,从而积极参与信息宣传,也使得农民更愿意给彼此有用的信息。信任可以提供农民交流新农保信息的意愿和动机,加深信息交流的深度,使得农民更愿意给彼此有价值的信息,促进农民参与网络传播。信任将使农民更加愿意接受他人对自己的影响,从而提高农民之间信息交流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信任会使农民更愿意给对方有用的信息,倾听对方,接受对方的影响。相关的研究也证实了信任在知识共享、信息传播中的作用(Szulanski,1976;Zand,1996;吴玉锋,2011b)。

  其次,村域社会资本促进了农民对保险的信任,降低了制度交易成本。按照制度的规定,农民在60岁之后才能从新农保制度中受益,一个16岁参加新农保的农民需要缴纳45年基金后才能获益,长期的时间差给农民受益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风险。中央和地方政府是否会对新农保继续补贴,地方政府是否会保证基金安全、不挪用,地方政府是否能够保证基金抵御通货膨胀、保值、增值,新农保收益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农民参保与否依赖于其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信任使得农民在面对不确定性风险时,倾向于判断政府会兑现制度的承诺,农民的信任水平越高,就越相信新农保的收益和兑现概率。吴玉锋(2011b)基于对1595名农民的调查实证分析了信任对农民参与新农保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村域信任降低了新农保制度交易成本,增加了农民对新农保的期望值。

  再次,村域社会资本通过社会互动推动农民做出参保决策。格兰诺维特以社会网络为理论工具分析了社会网络对个体经济行为的作用,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Granovetter,1985)。社会互动是社会网络的基础,没有持续的互动,就没有社会网络的形成。村域中,农民的参保行为是通过社会互动达成相对一致共识后的结果,社会互动对农民的参保决策具有伙伴群体效应和群体示范效应,社会互动水平越高,农民参保的可能性就越高(吴玉锋,2011a)。在面对一个新制度时,农民还比较缺乏理性的认识,加上农民自身的独立决策水平较低,农民的参保决策会受到邻里参保行为的影响,此时,农民参保表现为羊群效应,社会互动对农民参保具有推动作用。

  最后,村域社会资本通过互惠对农民参保具有两个效应: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互惠的挤入效应主要体现在正式保险的有效推行需要参保对象具备互助共济的观念。互惠的挤入效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农民在抵御风险中互助共济,二是有助于农民在缴费行为中互相支持。农民的助人意愿越强烈,意味着他们越愿意在生产和生活中替别人分担各种风险,也有助于他们在缴纳新农保费用时互相帮助。但同时,互惠对农民参与新农保具有挤出效应。互惠提供了一种非正式支持,亲朋好友间的馈赠和礼金支出等互惠方式暗含着义务的特性,它对农民化解风险有很大帮助,这种非正式保险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农民对正式保险的需求,从而产生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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