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科学在中国（1550—1900）》　　作者：（美）艾尔曼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一贯性，即几代人一如既往地重视科学技术。然而，我们还是低估了科学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的确，即便有席文、李约瑟以及他们的合作者的重要贡献，我们对1900年以前中国自然研究的理解仍处于模糊状态。这本书正是要对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耶稣会和新教传教士影响下的中国本土的科学演变做一概览。最终，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创造了他们自己的科学。

　　与有关中国人对现代科学麻木不仁相反的论点是，在19世纪之前，基督教与科学对中国主流思想只有边缘性影响。许多历史学家看不到明、清学者经院式争论的内涵所在。就此而言，上述论点有诸多益处。

　　在本书第三部分将会看到中国文人自礼仪之争以来对自然科学和西学表现出的持久兴趣，这一兴趣在19世纪后期达到顶峰。

　　耶稣会士和其他欧洲人未能在康熙朝及其后继续传播科学和数学知识并不是由于中国人不感兴趣。我们将揭示中国人对18世纪欧洲科学缺乏了解的历史原因，那就是耶稣会及其在欧洲的学校在18世纪的消亡导致科学传播的中断，造成中国人对那里的新趋势缺乏了解。耶稣会的消亡将作为工程师工具的微积分和作为物理学家基本材料的机械学的信息传播推迟了近一个世纪。

　　以往的历史研究常常高估或低估耶稣会士在明、清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耶稣会士对文人学问中正在进行的变化漠不关心。例如，就医学领域来说，在19世纪之前，清代没有多少医生认真地将早期现代的欧洲盖仑医学看作对本土医学的挑战或补充。另外，康熙朝对数学兴趣的复兴却与耶稣会对数学、三角学和对数函数的介绍密不可分。

　　1814年，教皇庇尤斯七世在拿破仑战败后重建耶稣会，以此确立宗教秩序。其背景则是维也纳会议及其在全欧重申旧体系的倒行逆施。在这样的氛围中，耶稣会变得更为保守，其成员对1840年以后派往中国的新教徒宣扬的进步自由观念基本上持反对态度。

　　不管是因为一场不必要的论争，还是詹森派教士的阴谋，18世纪耶稣会的共识被打破，与此同时，中国人在数学训练方面越来越依靠自己并将欧洲学问看作源于中国古典知识的认知巧合。在帝国的支持下，文人们将数学从1700年的雕虫小技提升为1800年作为经学补充的一个重要知识领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那些没能及时更新数学和科学知识的法国传教士与发明了18世纪欧洲工程师们广为应用的微积分标注形式的莱布尼茨有着通信往来，耶稣会士们，而不是中国人，没能超脱形象论神话而看到在汉代即成为中国“五经”之一的表现永恒变化的占卜文献《易经》的六十四卦顺序中所体现的二进位数学。

　　本书第四部分的各章详述了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后开放的商埠中，与他们的中国助手一道，将牛顿1687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的物理定律和现代数学分析译成中文。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头面人物们向清朝和中国文人展现的是作为欧洲领袖和新科学知识热情传授者的大英帝国和他们自己， 以此表明他们与其耶稣会先驱者的相对关系，从而显示他们自身的历史作用。

　　马戛尔尼勋爵相信他带来的礼物（其中最主要的是一个太阳系天象仪）汇集了“欧洲制作的最巧妙的构造”，比耶稣会以前介绍的地心仪、机械钟和望远镜更为精细。他也认为，这些礼物可以让乾隆皇帝相信英国主宰着科学和技术。但无论是马戛尔尼，还是他船上的机械师和资深天文学家丁威迪，都没有认真考虑过这样一个事实，即英国东印度公司早已在一次拍卖中买下了德国制造的天象仪，在进行了中国式包装后投到中国市场。在参观了布满“巧夺天工的浑天仪、太阳系仪、钟表和留声机”的华丽御花园后，马戛尔尼才意识到自己科学装置的有限。

　　伦敦的明眼人早就讥讽那些给中国准备的礼物不过是对英国在中英贸易中逆差的再次说明。当有人提议中国人也许会对欧洲的机械装置感兴趣时，这个提议却被搁在一边，因为英国人担心，聪明的中国人会很快学会仿造他们出口的机械，就像美国机械师们做过的那样可怕。的确，马戛尔尼从未将船上的滑轮、汽缸、化学和电器发明以及蒸汽机模型展示给中国人。使团也没有将随船带去的可能作为礼物的精密测量仪拿出来。

　　马戛尔尼曾断言：“如果丁威迪留在广州并继续他的课程，我敢说他会很快得到一笔相当不错的收入，仅从他的中国学生那里得到的就相当可观。”（本报有删节，标题为本报所拟）

　　艾尔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