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的实用主义倾向成为其撰史的重要动机，表现在史学作品中形成“经世致用”的传统，凸显了罗马史学在古典史学中的特色。

　　希腊史学家对于“探究”情有独钟，到了罗马时代，史学家更加强调对事件意义的独到评价，由此赋予罗马史学强烈的“经世致用”色彩。国内学界对罗马史学中的实用主义倾向和道德垂训意识也有研究。有学者在分析罗马史学传统时强调其“求真”意识，但笔者认为，“求真”既包含与客观事实相吻合，又包括符合史家的主观认识。罗马史家的“求真”主要表现为后者，与希腊史家有所区别。罗马人的实用主义倾向成为其撰史的重要动机，表现在史学作品中形成“经世致用”的传统，凸显了罗马史学在古典史学中的特色。

　　军国大事，以史为鉴

　　罗马史家强调政治经验对于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并且重视史学对政治实践的指导意义。这一点在罗马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最为明显。

　　希腊裔的波里比阿是罗马早期史家的典型代表。他不局限于记述战事经过，而是着眼于希腊、罗马政治的发展，从罗马成功的现实出发，反思罗马成功的原因，力图为政治实践活动提供经验借鉴。因此，波里比阿尤为注重史学的实用价值，指出自己的写作起点就是让读者通过了解历史事实，指导政治生活，通过铭记以往的“命运突变”以“防患于未然”。

　　到了共和时期，罗马史学的经世致用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对政治实践的指导作用依然受重视。撒路斯提乌斯指出：“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当然是光荣的，而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也不是一件坏事。”

　　此外，一些罗马史家通过历史编撰实现个人政治目的，也是史学指导政治实践的表现。凯撒在《高卢战记》中，以第三人称论述了自己在外征战的经历，目的是记述自己的征战功绩以回击政敌。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目的在于为岳父辩护，并且也有为自己开脱的嫌疑。

　　惩恶扬善，垂训后世

　　波里比阿史著中也有关于道德与政体关系的分析，认为在具有优良德性的人民中更易产生优良的政体，而有效、合理的政体可以使好的德性得以发扬，继而维系政体的良性发展。反之，政体的弊端会促使人私欲增长，进而导致政局恶化，但史学道德教化功用的真正体现，始于罗马共和时期的老加图。

　　加图是最早用拉丁文书写历史的罗马史家。在他看来，希腊文化在罗马贵族阶层盛行，是对罗马精神的挑战，对罗马的未来极为不利。他要通过撰写罗马民族的早期历史，颂扬罗马的民族精神，以实现其道德教化的目的。加图这种道德垂训角度的实用倾向也代表了罗马史学实用性的发展方向。

　　到罗马帝制时期，史学的经世致用主要以道德垂训为主。如普鲁塔克将“追忆祖先的德业”视为“最幸福的事”，因为这样可以“将自己的行为和伟大的祖先合并在一起，把他当成家族和门风的创始者加以赞扬”。

　　李维和塔西佗是罗马帝制时期强调史学道德垂训功用的典型代表。李维主张从经验出发撰写历史，通过效仿过去的经验使自己和国家趋利避害。他还重视道德在罗马历史上的作用，将罗马的变化归结于道德的衰落。塔西佗在写作中抨击罗马统治阶级上层的丑恶，认为其所叙述的时代“充满了灾难”，他毫不掩饰对暴君的批判，赞扬了罗马人民中的“崇高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