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大一统体制下，漕运是保证国家政策正常运作的有力工具。仓储和运河是漕运系统中重要的组成元素。隋朝是中国漕运和仓储发展的高峰，如《通典》所称：“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其漕运系统的建构经历了隋文帝和隋炀帝两代帝王有计划的战略规划，在隋炀帝时期定型。

　　漕仓具备多重战略功能

　　漕运系统的建构受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客观因素制约。从地理学角度说，运河属于交通系统景观，改变自然景观原有结构和其中的能量物质分配，使交通地理条件发生变化，而漕仓占据要冲，充当要塞，也影响原有地理面貌。

　　漕仓早在先秦已经出现，《战国策》记载魏国有“粟粮漕庾，不下十万”之说。秦汉漕仓出现大型化现象，且多有城墙设施卫护。漕仓的战略价值，不仅由储粮和城墙决定，也和选址布局时的战略设计有关，而设计的根据主要是交通地理。漕仓的功能逐渐不仅限于储备。因此，漕运系统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地理的嵌入和重塑，反映统治者的意图。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动荡分裂，地域格局的历史痕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持续保留，这是隋朝为巩固大一统而实行漕运系统规划的时空依据。隋朝通过大量储粮和建筑大型仓城，作为实施地域控制的有效手段。583年，隋文帝初步组建沿黄、渭漕运线呈线状排列的四大漕仓，形成以黄河流域为吸引范围的交通运输系统，来解决京城粮储单薄、加强统一的问题。仓储漕粮逐步丰富起来：“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隋炀帝对漕运建设更是加大力度，相继在北方核心区及周边建立大仓，选址不仅考虑在转运系统中的作用，在地域板块内也占据冲要，发挥战略预置作用。

　　区域设计“重北轻南”

　　首先，隋朝国基偏西北，政治上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军事上以“重首轻足”为战略，隋文帝灭陈后就废止关陇以外新置军府，禁止关中和边地外民间私有武器。由于凿砥柱工程没有成功，三门峡漕运艰难的状况没有改变，隋炀帝迁都洛阳，但并未放弃关中本位。他“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东接长平、汲郡，抵临清关，度河，至浚仪、襄城，达于上洛，以置关防”，防范东方显示了其仍以关陇中心的视角来看待全国，堑内洛阳周边只是关陇地区向东的延伸。

　　隋炀帝在东都周围建有大仓，如兴洛仓、回洛仓、虎牢仓，洛阳城的含嘉仓、子罗仓，集中在汴水河口和洛水之间的洛阳到三门峡的地域，形成中原漕仓密集群。兴洛仓和回洛仓规模惊人，并有军队保护，前者“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后者“周回十里，穿三百窖”。两仓城共储谷二千六百万石。从转运角度看，实无必要在此短途漕运线上设立如此之多的漕仓，且仓储量远超文帝时期的总和，这绝非仅是为了转运洛阳和关中，而是尽可能把粮食集中，在都畿周边建立战略储备。

　　仓城加强了周边的战略潜力，如虎牢仓所在荥阳是秦汉以来战略要地，向西是虎牢关，依托豫西山区。回洛仓和兴洛仓逼近本身缺乏大型仓储的东都，战略威慑性强，是洛阳周边不可分割的战略附属，一旦失守，洛阳就会陷于饥困。

　　其次，隋朝对南方的控制和削弱是全方位进行的，现存文献记载仅在炀帝游幸的江都有丹阳宫仓一仓，与北方形成鲜明对比，无论文帝还是炀帝都没有给予江南与北方同等的地位。隋朝运河深入钱塘江流域，南方地区从经济上被剥夺钱粮，军事上被解除武装。文帝夷平建康，将江北扬州发展为控驭南方的中心，设立大总管，而炀帝所修运河也发端扬州。文帝还曾下诏禁止江南造大船，没收已有大船，使运河乃至南方的航运和军事优势被中央掌握。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凿通永济渠，改直邗沟，南北间漕路恢复畅通，大业六年又继续联通江南运河。

　　由于经济重心南移仍在缓慢进行，运河修到浙江以南，对洛阳漕粮供应的实际效果有限，成本很大，不宜过高评价。且如果仅是运输需要，疏通就可，成本更低，可是隋炀帝废止了丹阳与三吴之间的旧运河，切断了三百多年来南方政治中心与三吴地区的联系。开凿江南运河，作用是综合的，使北方军队在南方变乱时可以顺利南下平叛，在军事上加强了控制。

　　最后，炀帝东征高句丽，在黄河北到辽河沿永济渠和海运线建立了几个重要的边仓，形成支持边事的漕运系统，包括涿郡仓、望海顿仓、辽东仓、泸河镇仓、怀远镇仓、黎阳仓，“器械资储，皆积于涿郡”，形成了仅次于中原地区的漕仓群。辽东古城、怀远镇、泸河镇三漕仓在辽河沿岸。这个系统承担为隋朝最大军事行动服务，并巩固边疆和辅助河北统治的功能。

　　要塞枢纽：大型漕仓城

　　在这样的格局和设计中，不少大仓城崛起成为华北大地上的军事要塞和交通枢纽，且分别与所依傍的运河形成辅助区域控制的漕运系统。如广通仓，又称永丰仓，实为长安太仓之外关中第一大漕仓。永丰仓与潼关仅相距四里，在渭水运河和黄河的交汇处。永丰仓向东经砥柱以西的陕县弘农宫仓、太原仓和砥柱以东之河阳仓，物资自诸仓沿黄河转运而来。永丰仓首先是为物资转运至长安和西北地区服务。在战略攸关的关中，同时存在三个战略要害，政治中心在长安，军事屏障是潼关和黄河，经济要害却是永丰仓。要夺取关中，三者必须都得到有效地控制。因此隋末群雄有志取关中以定天下者无不看重永丰仓。

　　又如黎阳仓与涿郡仓，分别位于永济渠南北，分占河北地区之首尾，也是军事地理布局中的关键，形成河北地区转运系统。黎阳在魏晋已经是黄河南北交通要冲，成为河北地区之南大门。隋文帝平毁河北古都邺城，而在黄河转入永济渠的运口修筑黎阳仓，辅助经略河北。隋炀帝东征高句丽，来自全国的漕粮都要储备于此，然后北运，影响范围之大不亚于太仓。

　　位于卫州黎阳县西南黎阳山（大伾山）的仓城西靠运河，东临黄河，水运便利，易守难攻，选址、建筑、布局都有军事预设色彩。隋末义军李密在军事上主要依托兴洛仓、黎阳仓，派徐世勣守仓城而非县城，因为作为交通要冲和军粮储备的要塞比县城更重要。李唐对黎阳仓也很重视，曾将其作为收取东方，特别是隔离洛阳王世充和河北窦建德两集团的据点。

　　隋朝设计漕运系统和漕仓布局，不仅考虑了经济地理和交通地理，也包含了对军事问题的关注，利用漕运对南北各地域进行战略控制，手段丰富，发挥多重的战略价值，是古代统一时期利用漕运加强统治的典范。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