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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转型中的内生性政治约束 ——一种演化论的视角
2014年05月04日 08:44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作者:[德]何梦笔 著 赵冬梅 译 字号

内容摘要:换言之,外生性约束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其中,要么不存在任何强大的力量来改变战略群体的构成和它们之间的力量平衡,要么是经济力量太弱而无法影响到战略群体,因而战略群体的变化主要由政治和一般性的社会变革所驱动。三、关于中国演化的体制变革的个案分析一旦采用演化的视角,我们分析的焦点便转向找出某些概念(如政治企业家精神、认知模型或战略群体)在经验事实中的对应物。中国最近的转型经验中最吸引人的发展情况之一就是土地使用权从农民手中经过再分配转移到新兴的城市精英手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明内生性政治约束的例子,这些内生性政治约束形成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现有特征。

关键词:中国;演化;政府;政治约束;政治经济学;战略群体;研究;生性;变革;影响

作者简介:

  何梦笔(Carsten Herrmann-Pillath)是德国法兰克福金融与管理学院教授,长期关注中国、俄罗斯等转型经济体的发展研究。本文被收录于《当代中国的政权合法性:体制变革与稳定性》(Regime Legitim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Stability,Thomas Heberer and Gunter Schubert eds.,London: Routledge,2009)一书。文章指出,中国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已经渐近完成,这一转型是在没有清晰的总体规划的情况下进行的,本文提出这一“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并伴随着转型中政治约束的逐步内生化。文章提出了分析演化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特别关注了认知模式、政治企业家精神、政治沟通。这一框架能与现有的中国研究范式建立联系,比如“准联邦制”范式。作者将这一理论框架运用到四个具体案例研究中:财政制度的权力下放;土地所有权;城市社会结构及预期;意识形态。本文的结论是,关于中国案例的研究提出了社会科学中存在的一些基本方法论问题,特别是在中层分析架构的作用方面。

  一、导言:无计划的转型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区域差别扩大与突出的制度和政策的区域多样性同时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主义策略曾给区域试验带来很大的自由,并在后期阶段为制定国家策略所需的不断演进的理论基础做出了贡献。迄今为止,这一方式并未说明是否曾经有过或目前就有可以依据的总体规划来实现最后阶段的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如果“策略”的概念指的是一种策略被制定、选择和实施的透明而明确的结构化过程,那么“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方法能否从根本上被看作是一种“策略”还存在疑问。

  接下来,本文将以一种特殊的理论视角来分析中国转型的这一特点,这一视角结合了当前政治学和经济学中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假定各区域转型模式的多样性是经济发展和政治约束互相影响的结果,而政治约束是变革过程的内生因素或内生性因素之一。我所谓的“政治约束”指的是政治体制中的自主过程对经济政策产生的约束,它在经济分析中通常被视为外生因素,如国家宪法或选举制度。由于从长远来看政治过程和经济过程必然会相互影响,因此这种意义上的外生性只是相对于时间而言。但是,对于多数的经济分析的目的而言,所涉及的时间间隔短暂到足以使得政治约束依然是外生性的,如在关于经济周期的分析中。倘若政治约束的演化得到了经济过程的反馈,并且政治体制领域中的改革步伐导致了时间窗口的缩短,最终使得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强,那么,政治约束就变为内生性的。我将指出,中国对于政治约束的内生性而言是一个有趣的研究案例,对经济分析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是源于内生性政治约束导致转型期的路径依赖,这种路径依赖反过来会导致出乎意料的政策结果。因此,即使制定了策略,决策者未预计到的结果也总是必然以事后事件(post factum)的形式出现,所以策略和发展之间不可能存在一种明确的回顾性的映射关系。如果赋予中国转型一种“策略”的话,那么这无异于把相当复杂的演化过程在事后进行了粗浅的合理化。经济政策不能简单地用目标/工具/结果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政策分析中的经济思想的基础。

  一旦我们深入挖掘经济发展与内生性政治约束之间相互作用的本质,整个情况中的重要部分就变成了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结构变化与利益团体和国家的相对位置之间的相互影响。社会结构的演化伴随着各方力量的变化,即转型会导致出现新的个体的和集体的行为者。这些行为者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由于其行为具有部分自主性,因此国家无法完全控制整个变化过程。若社会结构变化的步伐与经济变化的步伐相接近,国家无法完全控制整个变化过程这一点则具有重大影响,这种情况在成熟的工业社会中并不常见,但却一定能在中国观察到。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详细阐述了“决策群体”概念,以弄清转型与社会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我将把这一概念与对制度变革所做的经济分析中的一些基本的演化概念联系在一起。

  我的论述的一个主要的实证性的方面是如下问题:不同水平的区域集合体如何与研究转型的政治经济的不同分析方法联系在一起?就像我们看到的,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存在着全国性的分裂现象,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群体之间的关系,但是,既然不存在任何全国性的战略群体(如全国性的农民组织),那么,这种分裂现象就无法直接与战略利益这一概念联系起来。这一概念只能运用于较低层面的分析中,在这种较低层面的分析中,全国性的集合体同时分解为细化得多的利益小群体。这些利益群体决定了政治约束的内生性变化,其结果是形成了一套多层级的演化系统,我们无法从全国层面用整体性概念(如政治性的转型总规划或社会总体结构特性)来理解这一系统。我们可以从统计数据方面在高度分化和多样化的区域和地方发展过程中观察到这一多层级的系统,如能将省级统计报告的数据进一步具体到各辖区和县市,这一点就会变得明显。

  二、理论:体制变革作为一个复杂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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