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休假权、传统文化、建设“一带一路”、官场新秩序、国民的“优根性”、社会治理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刘武俊：制定专门休假法律，让休假权的保障真正有法可依】

　　司法部《中国司法》杂志总编辑、研究员刘武俊表示，劳动者不是只会劳动的机器，而是享有休假权的公民。尊重公民的休假权是宪法宣示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尊重和保障公民的休假权，就应当摒弃“加班为荣”的上班文化，严格规范加班行为，遏制朝九晚“无”现象。关键是要向八小时要效率、出成绩，加班加点只是特殊情况下的应急措施，而不应该成为常态。更新工作理念，提高工作效率，提升工作能力，转变工作作风，才是解决加班问题的正道。

　　尊重公民休假权，就必须构建适度劳动制度。劳动必须适度，过度劳动是不符合人性的。尊重公民休假权，就必须真正落实带薪休假法律制度。强化全社会依法休假理念，基本前提是要加快休假立法，健全和完善休假法律法规制度。目前有关休假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中，有必要为公民休假专门制定一部行政法规乃至法律，让休假权的保障真正有法可依。

　　摘编自《文汇报》

　　【邓晓芒：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地弘扬传统文化】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邓晓芒表示，儒家文化在今天迫切需要进入一个自否定的程序，才能保持自己继续发展的生命力。我曾经在很多地方表达过这样的原理：只有批判传统文化才能真正地弘扬传统文化，否则只能是败坏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生命力在今天，就体现在它是否有勇气、有能力展开一场自我批判。凡是对儒家文化不加批判地一味捍卫和继承的人，都只能把儒家文化推入绝境。他们以儒家文化的正宗代表自居，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适得其反，他们才是儒家文化的埋葬者。

　　在中国这样一个受儒家思想浸染2000多年的国度，一个现代学者完全摆脱儒家精神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从根本上来说还不止是一个思想影响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存方式的问题。儒家思想本身正是在这种几千年一贯的生存方式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这种情况好坏与否这里不作价值评价，至少这是一个谁也摆脱不了的客观事实。

　　摘编自《探索与争鸣》

　　【赵龙跃：建设“一带一路”需要我国在规则构建发挥领导作用】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价值链时代国际规则制定与我国的对策研究”负责人、南开大学教授赵龙跃撰文指出，在对外开放新阶段，我国面临的规则标准限制和争端越来越多。建设“一带一路”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挑战，如果不有的放矢逐一应对，将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首先，美国积极推动“超区域”贸易协定谈判，试图继续掌控新一轮国际经济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 其次，大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不断加剧，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凝聚力有所下降、进展缓慢。在美国高调战略东移、推行亚太经济方略的大背景下，如何协调中美日的战略竞争，直接影响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最后，俄罗斯积极推进欧亚联盟建设，以维持和提升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

　　应对复杂多变国际局势的最好方式是练好内功。建设“一带一路”需要我国有关部门在对外开放的新阶段，进一步调整思路、更新观念，在引领国际合作机制建设和规则制定方面，贡献中国智慧，发挥领导作用。其一，从“互惠互利”到“包容惠及”，树立“责任意识”。其二，从“以经促政”到“政经兼顾”，形成处理政治关系与经济合作的新思路。其三，从强调“对外开放”，到塑造“双向开放”，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造有利国际环境。其四，研究借鉴古丝绸之路的启示，逐渐形成“一带一路”合作的主题思想和指导原则。其五，积极发挥领导作用，引领合作的规则制定与机制建设，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摘编自《光明日报》

　　【郑永年：官场新秩序已建成的麻痹思想要不得】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郑永年表示，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然而，经济新常态下官场出现了不可预期的常态，即官员不作为的常态，因此，要建立有所作为的官场新秩序。当下，不仅经济要转型，吏治本身也应该进行转型。转型的方向，就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后，一些官员认为搞改革很麻烦，害怕犯错误，不作为的现象层出不穷，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常态。中国需要设计一个物质和精神层面平衡的官场秩序体系。官场秩序要在法治的制约之下，还要靠德治（为人民服务）来约束。在物质方面，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随时衡量、调整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中国官场新秩序已经建成的这种麻痹思想要不得，比如中央的大规模反腐败，很可能有“苍蝇”“老虎”的反扑；制度建设永远在路上、没有终结。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将法治建设置于官场秩序之中。永远不能有官场秩序已建成的麻痹思想，官场建设永远在路上，这是一个永恒的过程。

　　摘编自《人民论坛》

　　【冯颜利：应旗帜鲜明地谈一谈国民的“优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冯颜利指出，我们应旗帜鲜明地谈一谈国民的“优根性”，以正视听。梁启超、鲁迅等人从反思国民的精神状态出发，的确曾强调要去除国民的“劣根性”。但他们的这些说法和观点，大都针对当时国民中存在的问题而言，而且更多体现了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激愤情绪，未必全是平心之论。他们对我国国民的“优根性”并不否认，没有失掉价值观自信。

　　中华民族曾长期领先世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当代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这些历史和现实成就面前，那些一味强调我国国民“劣根性”的论调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事实上，对中华文明和中华价值观，很多西方有识之士也是充分肯定的。我国国民的“优根性”是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突出表现，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基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源泉。那么，我国国民到底有哪些值得称道的“优根性”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此进行了科学概括和提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就是其主要内涵。

　　摘编自《人民日报》

　　【刘长秋：市场、道德与法律中，法律应在社会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长秋认为，市场、道德与法律作为当代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最为倚重的三种基本的调节手段,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着缺一不可的重要作用。从市场、道德与法律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次序、原因等诸多方面来加以考察,在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律的作用更应当受到关注和强化,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历史上,在对市场逐利性进行制约的过程中,道德曾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现在还有很多人推崇“德主刑辅”。相比市场与道德,法律更趋于理性,而且具有特定的强制力,应成为三者出现交织纠葛时的最终定夺者。现实中很多时候法律与道德、市场是相互冲突的,但这是我们相信法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摘编自《大众日报》

　　（光明网记者蒋正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