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光绪六年,黎庶昌、杨守敬随清驻日公使何如璋东渡日本,广为搜集,得到日本保存的中国古籍26种200卷影印回国,于光绪六年开刻《古逸丛书》,两年后功成,内中所收《词林》共15残卷。1969),日本古典研究会将现在其国内所能见到的所有《词林》残卷,包括弘仁抄本、影印本、摹写本、摹刻本、写本、刊本全数收集,择善而取,整理出版了《影弘仁本〈文馆词林〉》,这是至今最好、最完备的《词林》印本。文献拾遗补阙,助益文学研究《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值得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重视:首先,《词林》对先唐及唐初文献的拾遗补阙有着重要作用,或存《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下简称《全文》)《全唐文》之未有者。
关键词:文学;影弘仁;搜集;日本;抄本;骚体;全文;丛书;刘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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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馆词林》(以下简称《词林》)是唐中书令许敬宗等奉高宗旨编集的一部总集,共1000卷,分类纂辑自先秦到唐的各体诗文。其书于宋初即已亡佚,然在唐时流至日本,有些残卷在日本得以幸存,晚清开始陆续传回国内。今日本古典研究会搜集流传在日、中两国的所有残卷,共得30卷,依版本优劣,择善影印发行,整理为《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是到目前为止收文数量最多,且最接近原貌者。
传抄搜集整理,择善影印出版
《词林》成书于显庆三年(658)。该书当时深藏秘府,鲜为人知,唐代文献中几乎不曾言及。经唐末五代之乱,至宋初全书已佚,仅存个别残卷,其后几乎连书名都不为人所知。其经唐代中日交流传入日本,后又终于传回我国,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弘仁时代《词林》的传抄。千卷《词林》曾完整地传入日本,收藏在“泠然院”,此院收藏有许多中国秘籍。后泠然院失火,烧掉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典籍,而《词林》等书却被抢救了出来。继而日本嵯峨天皇弘仁十四年(823年,也即唐穆宗长庆三年)组织人在校书殿抄写。现留存的《词林》残卷,上有“泠然院”和“嵯峨院”印章,还写着“校书殿写弘仁十四年岁次癸卯二月为泠然院书”字样。元禄十三年至宝永元年(1700—1704),高野山补陀洛院和尚义刚看到了当时高野山如意轮寺收藏的弘仁抄本《词林》,以为珍贵,手抄了一份,也未引起重视,直至他死后150年,才重新被人注意,这个抄本残卷后被称为“义刚本”。
第二阶段是江户时代《词林》的出现。江户时代文献学、考据学的兴起,使《词林》销声匿迹一千多年后,再度出现在人们面前,引起重视。宽政、享和年间林衡(即林述斋,1768—1841)编辑《佚存丛书》,凡六帙,十七种,均系中国久已散佚之典籍,其中第二帙收了《词林》卷662、卷664、卷668、卷695,其中卷662、卷664以前未见,未知出自何处,林衡在序言中未作说明。《佚存丛书》发行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寻觅和研究《词林》也成为一时的风尚。嘉永三年(1851),乙骨耐轩等十人联合刊行了一个本子,所据是成岛氏凝紫楼旧藏“义刚本”。此本发行后曾引起人们极大兴趣。
第三阶段是中土清末民初学者的搜集。至于《词林》重新传回中土,首先有赖《佚存丛书》。咸丰三年(1853),伍崇耀辑《佚存丛书》中《词林》四卷于《粤雅堂丛书》(道光三年至光绪六年,即1823年至1880年陆续编刻)中刊行,这是中国第一次翻刻《词林》残卷。光绪六年,黎庶昌、杨守敬随清驻日公使何如璋东渡日本,广为搜集,得到日本保存的中国古籍26种200卷影印回国,于光绪六年开刻《古逸丛书》,两年后功成,内中所收《词林》共15残卷。之后董康、张钧衡、王云五等学者先后通过各种努力又搜集部分残卷。
第四阶段是20世纪的完备性整理。日本、中国学者为搜寻、刊印《词林》残卷做出了极大努力,搜集到的卷子都是非常珍贵的,各种刊本都值得重视。然而,这些本子中有的卷子残缺得太厉害,且辗转抄录,舛误不少。昭和四十四年(1969),日本古典研究会将现在其国内所能见到的所有《词林》残卷,包括弘仁抄本、影印本、摹写本、摹刻本、写本、刊本全数收集,择善而取,整理出版了《影弘仁本〈文馆词林〉》,这是至今最好、最完备的《词林》印本。
收文数量最多,最接近原貌
与以前各本相比,《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有三大优点:首先,数量多。将在日本至今发现的残卷总汇于此,共计30卷。内卷次已详者27卷:卷152、卷156、卷157、卷158、卷160、卷346、卷347、卷348、卷414、卷452、卷453、卷455、卷457、卷459、卷507、卷613、卷662、卷664、卷665、卷666、卷667、卷668、卷669、卷670、卷691、卷695、卷699;卷次不明且残缺者3卷。其中卷348、卷455、卷507、卷613和一卷次不明之残卷为以前各本所未载。各卷的数量作了尽可能多的收集,如卷459的部分内容,在日本佚失,现据董康本和《古逸丛书》大字本补入。
其次,最接近原本。直接采用弘仁抄本的达23卷,其余才用影印本、摹写本、摹刻本等,是到目前为止最接近原来面貌的本子。此本避“渊”作“泉”、“世”作“代”、“民”作“人”、“治”作“理”,而不避“显”、“旦”、“隆”、“基”等,又用武后造字、“地”作“埊”等,可知抄自许敬宗所编原本。
最后,附录丰富。书后所附,有木村正辞《文馆词林盛事(附尚古图录收跋)》,所收资料甚多,可供研究之用;阿部隆一《文馆词林考》,考证了《词林》流传及日本现存情况,严谨翔实,弥见功力,有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妙;尾崎康《文馆词林目录注》,考核全书各篇存佚情况,逐篇加注,筚路蓝缕,程功实多,但亦偶有可补正者,如卷507残卷下注“作者题不明一首”,今考得此文见于《周书》卷六、又见于《全后周文》卷二武帝名下,题作《师次并州诏》,《文馆词林》卷662有后周武帝《伐北齐诏二首》,第二首即此诏;又如卷662唐太宗《伐辽手诏》,题下无注,实此诏已收于《全唐文》卷七,题为《亲征高丽手诏》,又见于《唐大诏令集》卷130。
文献拾遗补阙,助益文学研究
《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值得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重视:首先,《词林》对先唐及唐初文献的拾遗补阙有着重要作用,或存《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下简称《全文》)《全唐文》之未有者,或补全《全文》从《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所辑残文。其次,将《词林》与《全文》《全唐文》(包括《唐文拾遗》)《唐大诏令集》相较,颇多异文,内中甚多可据以校正地名、人名、时间、文字之误者,又甚多可补所缺之文字者。再次,许多诏令在《全文》中均收在发布的皇帝名下,今据《词林》可得原作者。
此外,《影弘仁本〈文馆词林〉》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30残卷中,有诗、颂、七、碑、诏、令、敕、教、表诸种文体,内中颇多先唐已佚之诗文,对我国唐前文学研究有重要意义。以下仅述两点。
一是可为唐前文学史补充文学篇目或补足原有的残篇,以便于研究者考察具体作家作品的文学特征。严可均氏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八篇颂只辑得片断残文,而今在《词林》中可得见全貌。甚者,《词林》中还存有后魏高允《南巡颂》、东晋曹毗《伐蜀颂》等,均为《全文》中所未载者。如后汉崔骃有《四巡颂》,然于《全后汉文》中仅得一、二残句,今据《词林》可得东、南、西、北四颂。其《东巡颂》开篇即称扬有汉之盛德,盛赞汉皇乃天命之所归。同时,以“岳礼久而不修”,而“海内之所怀思”,描写东巡之美盛场面,突出此次东巡不同于往者之处。该颂依巡程,叙述汉章帝此番巡游所经之要事。全文气势宏阔,足见汉家天下之雄风。该颂对巡行车驾恢宏气势之描写,极尽渲染,体现出赋的文体风格,呈现出与赋渐趋交融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其主体部分以骚体句式为主,在屈原之后,骚体主要用以抒发个人情志,格调较低沉,直到扬雄《甘泉赋》方用骚体写天子游猎,表现宏大的题材。而崔骃以骚体写巡狩,可谓上接扬雄,进一步强化了骚体的实用功能。后汉《东观汉记》的作者刘珍亦有《东巡颂》。刘珍为史学家,然其文学成就亦了得,《后汉书·文苑列传》有其传“著诔、颂、连珠凡七篇”。然《全后汉文》中仅存其较短的一篇《上言》与四篇叙,以至于文学史研究者长期难以探究刘珍文章的文学特征。今于《词林》观此颂,其与崔骃《四巡颂·东巡颂》有所不同,全篇未有骚体句,多四字句与六字句;且六字句偏多,整体已经呈现出与赋合流的趋势。刘珍此颂从篇幅来讲明显短于崔骃之颂,但是句式相对整齐,风格严谨,盖乃刘珍为史家之故。
二是可为唐前文学研究者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梳理文学发展与演变的脉络提供条件,如“七”体。“七”是辞赋体裁之一。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篇》中概括了“七”体的发展脉络,然文中所提及七体名篇,除《七发》《七启》外,余皆不存全文。王粲的《七释》经历代学者多方搜求,仍未得全。今《文馆词林》卷414收有《七释》全文,共约2600字,分为8段,以主客对话方式来阐明主题。文章通过问答,巧妙地批评了那种消极退隐的做法,生动地指出人生在世,要积极仕进,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试将《七释》与《七发》相比,显见《七释》源于《七发》而又有高于《七发》处:如结构,《七发》前六段劝导文字充分铺张,结尾则嫌太简,《七释》则比例相当;《七发》固为千古名篇,但有些地方略嫌松散、舒缓,《七释》则更显紧凑、警拔。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考论”(16AZW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