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依然处在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和高债务的“三低一高”格局中。全球复苏脆弱，经济增长艰难，且有进一步下行预期，可能陷入危险的“大衰退—低增长—低利率—低物价—低回报—低投资”，以及由此产生的“低增长—低收入—低消费”自我低增长循环陷阱。这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在缺陷

　　■发达国家之所以强大，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科技实力、人才实力、军事和国防实力等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往往会参与、主导和影响全球治理体系。大家熟知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和治理机构，背后其实都是美英日这些发达国家在起着支配作用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都曾经在全球经济共同治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这些机构和治理机制目前存在的一大缺陷，就是没有体现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应有地位。中国就是要努力发挥新治理机制的协调和推动作用，弥补现有机制的缺陷和不足，促进全球经济治理和发展

　　今年9月，G20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办。作为全球经济治理最重要的机制和平台之一，中国政府把G20杭州峰会的主题确定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中国希望从创新增长方式、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4个重点领域入手，加强全球经济协调，形成新的全球经济治理目标。

　　最近两年，国际上有两个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一是中国经济增长与世界经济复苏的关系。问题的焦点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究竟谁拖累了谁？这个问题的背后隐含的一点是，中国经济无法逾越“中等收入陷阱”。二是有人认为，中国这些年似乎逐步放弃“韬光养晦”策略，并有意改变现行国际体系，与发达国家在“争夺”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话语权等。这个问题的背后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

　　其实，这两个问题都和“治理”有关。前一个主要涉及国内经济治理。这一点，相信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以让我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一个则涉及十分复杂的全球经济治理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设计并提出有效的方案。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面临五大结构性悖论

　　说起全球经济治理问题，有一种看法是：中国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国内经济治理都忙不过来，为什么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还明确提出“要争取制度性话语权”？显然，这是把问题看简单了。

　　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使得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世界经济发展向好，会增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世界经济发展低迷，对中国经济带动作用则会减弱。反过来亦如是。

　　在我看来，目前世界经济出现了以下五大结构性悖论：

　　一是货币量宽刺激与全球增长放缓的悖论，表明全球性货币政策集体行动的失败。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持续的货币量宽政策并没有真正刺激经济增长，反而导致增长放缓。这不符合全球范围内长期实行的凯恩斯主义逆周期宏观政策管理思路，一定意义上也宣布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在全球经济调节中的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