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调查数据表明，上海市户籍人口预期寿命已达83.18岁，直逼日本和瑞士两国。同时，上海户籍人口中60周岁以上的超过458万，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31.6%，上海已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如何让我们的长辈乃至我们自己的晚年活得有尊严，是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其中，养老模式的构建和选择是一个重要内容。

　　虽然医养结合、社会化的机构养老模式是一个不错选项，但现实中能够提供的选择余地并不大。这不仅是因为目前专业性养老机构能提供的资源有限，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正面临“未富先老”的窘境，普通工薪家庭尚难以支付高昂的服务费用。

　　至于雇佣保姆帮忙照看护理老人，也面临不少新的问题。目前，在上海想要请一名住家保姆，即便开出5000元的月薪，也未必能找到合适的人选。若老人无储蓄或子女贴补，仅依靠退休金生活，可能压根就雇不起住家保姆。此外，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资源不再廉价，长期以来过度依赖雇佣外来家政服务员的传统路径难以为继。在此大背景下，居家养老模式仍是普通工薪阶层的主要选项。

　　然而，居家养老面临的首个考验是专业化知识和技能的欠缺。大多数普通人或许可以勉强胜任照顾有自理能力的老人，但当家中有罹患失智症等疾病的老人时，很多人会陷入手足无措的混乱之中。显然，我们很多人都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

　　前不久，某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篇日本女作家茂吕美耶撰写的《当老母罹患认知症，你愿意为她换洗内衣裤吗》的文章，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日本的故事。独身的儿子是科普作家，他在老母亲开始出现“忘东忘西”“所答非所问”等诸多认知症前兆时，耽搁了送母就医的良机。这一步“走错了”，不但影响了老母亲日后的生活，而且也“害了日后负责护理病患的自己或家人”。在两年多时间里，老母亲病情不断恶化。他因为既要照顾老母亲又要工作，日渐心力交瘁，乃至到了动手打老母亲一耳光的崩溃境地。这个故事真是令人唏嘘。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认知症患者最多的国家。研究显示，现实中真正能意识到自己患病并且知道去医院就诊的老年人比率仅为15%；超过半数以上的家属认为，这是一种自然衰老的生理现象，或干脆将其看成一种“无药可救”的疾病。

　　这两种认识上的错误，直接影响到患病老人的早期防治，导致对这一疾病的知晓率、就诊率和治疗率普遍偏低。由此，不少原本可以通过医生专业治疗与合理护理，而走向康复或部分康复的轻度、中度症状老人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最终造成患病老人毫无尊严地“苦挨日子”，家属亦苦不堪言。

　　其实，不只是认知症，诸如老年骨折、脑卒中等常见老年性疾病，我们同样缺乏应有的医疗常识和护理知识。就此而言，推行居家养老护理知识培训，理应成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社会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这也是一个低成本、见效快、效率高的公共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