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 男，1958年11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业务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文学遗产》杂志主编、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等职。

　　文化的取舍决定着国家的根本命运

　　熊元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应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必须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的可能性。作为《文学遗产》的主编，你认为如何开掘中国古代文学的资源，更好地服务于当代文化建设？

　　刘跃进：回归经典是第一步。是否只有市民性、休闲性、消费性的文学才有出路？文学的经典是否还有意义？这些都成为新世纪的重要论题。当然，学界的主流意见还是承认经典的存在，认为经典具有超时空性、永恒性和普遍性。经典的意义就在于它写出了人类共通的“人性心理结构”和“共同美”的问题。就是说，某些作品被建构为文学经典，主要在于作品本身以真切的体验描绘出人类最深邃的情感世界，这些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在，容易引起人的共鸣。因此，文学研究工作者在主张回归传统的同时，也应当回归经典，在历史还原、文化还原与多元解读、尤其是审美分析方面，经典重读具有广袤的可能性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确立经典的复杂性和文化差异性，并解释隐含在经典认可过程中的复杂权力关系，但是不能由此简单地颠覆经典、亵渎经典。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图书异军突起，迅速占领市场。而今，读书已非难事。但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的大脑事实上已经成为各类知识竞相涌入的跑马场，很少有消化吸收的机会。在古代文学硏究界，论文呈几何态势增长，目不暇接，但是总是感觉到非常浮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常常想到经典重读的问题。当然，如何选择经典，又如何阅读经典，确实见仁见智，没有一定之规。问题是，如何研究经典？

　　第一，回归经典，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回归传统，体味经典的含义，理解文化的精髓。第二，回归经典，与拓展知识领域并行不悖自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丰富的知识也不可能很好地理解经典。第三，重读经典，并不意味着排斥新材料。前辈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都很重视对新材料的运用，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甚至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但这些话是建立在熟谙经典的预设下的，如果没有经典作为学者知识结构的基本支撑，新材料极易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深入运用。这也是许多学者为什么面对的新材料越多，越容易写得表面化的原因之一。第四，通过这种排比硏读，我们有机会走近经典，体味经典，或许从中可以探寻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今天的文学经典的创造，提供若干有意义的借鉴。倘如此，这种硏读，就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有着现实意义。

　　熊元义：您说得对，回归经典，目的是探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其实也就是在探索我们的民族精神，从根本上解决作家、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问题。中国当代真正优秀的作家即使身处社会边缘，也不能放弃作家在社会分工中所承担的社会职责。这是中华民族文艺的优秀传统。在中国文艺发展史上，不少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即使在国破山河碎的历史时期，也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心系天下兴亡并在文艺创作中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因此，中国当代真正杰出的作家绝不会做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旁观人，像鸟儿似的为自己唱歌，而是在坚决抵制那种移民倾向和弃船心态时延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并在尽责中积极推动中国当代社会的有序发展，从而推动中国当代民族文艺乃至世界当代文艺的有序发展。你如何认识文化这种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