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忠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文化治理问题现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深圳文化学者王京生先生的文化理论新著《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繁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1月版），以深圳文化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为样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文化治理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阐释，阐明了文化治理理论的基本内涵和实践依据与实践效果，堪称是国家文化治理的“深圳表达”。

　　文化治理的目标定位和价值追求

　　在当下文化理论视野中，文化治理尚是一个新概念。虽然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仅从文化意义上讲，仍然需要清晰地阐明文化因何要治理，治什么和怎样治等根本问题，方能使习惯于“文化管理”概念和“管理思维”的人产生理论的认同。王京生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繁荣》中虽然没有明确提“文化治理”的概念，但实际上他已通过对中外文化发展史上文化繁荣的不同类型及不同后果的对比分析，论证了“文化治理决定文化繁荣类型及其后果”的深刻道理，阐明了文化治理的目标定位和价值追求，他的视野既投向历史又关注当下。

　　在王京生看来，文化的繁荣发展虽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但不能信马由缰，任其自然发展，更不能盲目地陶醉于文化繁荣的表象，必须通过强化文化治理，把文化发展引上正确的方向和目标。为此，他充满激情地描绘中国文化未来发展的理想形态：“聚合创新、智慧、包容、力量要素，未来的中国文化一定会超越已经困扰中国百年的中西体用之争的文化，一定会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具有丰富多样性的文化，也一定是具有强大创新动力，充满智慧、理性与血性，具有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全球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文化。”王京生在专著中表露出的理论探索精神和清醒意识，还是难能可贵的。

　　文化治理的基本内涵与“深圳样本”的实践探索

　　文化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小到一座城市，大到一个国家，文化治理都必须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地进行。《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繁荣》的理论架构和论述内容，乍一看似乎并未形成文化治理的理论体系，只是论述了有代表性的几个重要方面，但只要仔细研读即可发现，作者实际已以深圳的实践探索为样本，展现了一个经过实践证明并已取得显著成效的文化治理体系。我们看到，作者站在强化文化治理、引导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理论高度，明确了六个方面的文化发展理念，即：把建设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力量型新型文化作为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和价值追求；提升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加强顶层设计；努力实现公民的文化权利；促进文化与科技、文化与市场的融合，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发展消费文化，抵抑消费主义；推广全民阅读，提升公民的文化素养。

　　以上六个方面的文化发展理念，从国家层面来看，自十七届六中全会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各地对这些理念的认识仍有差别，文化的发展也不太平衡。从深圳这座被誉为“文明样本”的新兴城市来看，这些文化发展理念有的就是源自深圳的文化创新，因此，深圳对这些理念不仅实施得比较好，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通过理念引导加强文化治理的先进样本。王京生在著作中所阐述的某些理论观点，也可看作他作为深圳市宣传文化工作主管领导对深圳文化发展理念形成和实施的一个理论总结。

　　这本著作专列一章《作为样本的深圳文化》，全面阐述深圳的文化治理与文化创新。从中我们看到：深圳文化治理源自特区新兴城市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起自观念文化的创新与传播，落在“文化立市”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致力于构建和形成五大体系，即“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对外文化传播和对外话语体系、文化政策法规体系”，目标是建设创新型、智慧型、包容型、力量型新型城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