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中国故事由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这是大 问题。这个问题的首要之义就是讲述者能否有新鲜的实感和敏锐的触觉，如何既内在性地观察中国当下，同时又能超越一己的经验作出更具历史感的判断。徐刚将讲 述“中国故事”的希望放在更年轻的“70后”、“80后”的作家身上，而我却并不这么乐观。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一直以来，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都是常说常新的话题，它不断地被人强调且深入讨论。文学力求在“及物”的写作中反映世道人心，把握时代脉搏，进而积 极触摸现实议题，这当然是其当仁不让的功能。而更重要的是，文学竭力向现实靠拢，通过故事的讲述对社会问题进行“想象性的解决”，从而激起公众的关注和反 思，这也是在“纯文学”的藩篱之外，逐步改变当下文学“边缘化”处境的重要举措。

　　我们对文学史稍作回顾便可发现，当代文学的魅力其实恰在它的“当代性”上，即执著地关注现实，始终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思索现实提出的问题。比如 上世纪50年代初的《我们夫妇之间》就讲述了新时代城乡伦理的嬗变与价值冲突，而“百花时代”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则极为敏感地涉及新政权官僚主义的 阴影及其现代病症，这些无疑都是当时的重要问题。再比如我们在讨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时不得不提到《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 都是在形象化的故事编织之外，讲述诸如“入不入社”，走不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等事关现实政治焦虑的问题。60年代以后的作品，无论何种题材，皆要努力呈现各 条战线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正是以文学的方式展开的现实政治生活的叙述。进入新时期之后，文学的潮头此起彼伏，但无论是“伤痕”、“反思”、 “改革”抑或“寻根”，文学皆密切联系着现实的问题指向。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到王蒙的“意识流”小说，从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再到路遥的《人 生》等经典作品，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将自我坦诚融入那个时代，讲述一代人和他们所身处的现实的故事，演绎出现实的矛盾与困惑、欢欣与苦痛，以及可喜的变迁和 艰难的抉择。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正是80年代中期先锋文学的勃兴，在丰富文学表现技巧的同时，将“现实”的文学引向“虚构”的歧途。现在看来， 《虚构》《现实一种》《褐色鸟群》等作品在深化个人体验、丰富文学技巧的同时，对现实的问题采取了有意疏离的姿态。于先锋作家而言，“现实性”反而成了制 约文学走向卓越的罪魁。但他们开启的“纯文学”观念其实走向的是一个“圈子化”的小众世界，其作品的格局也日益狭窄。在他们的影响下，文学甚至逐渐沦为学 院体制与批评机制供养的“文化标本”。此后，随着文学的分化，呈现生活现实的责任反而被拱手交给商业写作和消费主义文学，而“纯文学”则携带着更大的理想 走向沉沦。这些“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密室写作者”，不断地疏离现实世界的人间烟火，沉迷在想象与技巧的泥淖之中，妄图用观念和语言的狂欢来驱逐现实生活 的痕迹与意义，而他们也理应为如今文学边缘化的现实负责。直到新世纪伊始，人们才开始不断地对“纯文学”观念做出检讨，重新认识到作家看清广阔现实的重要 性。

　　如今的文学，当然已经很难令人满意。这突出地表现在，功成名就的作家们总是在“纯文学”的惯性下写作，他们似乎早已丧失了把握现实的能力，因而 也总是习惯咀嚼一己悲欢，与现实的苦难巧妙地擦身而过。相形之下，那些商业化色彩浓郁的文学形式，反而以别样的方式维系着文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比如那部 因道德之名为人所痛斥的《蜗居》，它所表现的房地产世界以及百姓生活，终究是时下中产阶级最为关心的现实问题，大资本与腐败官场的阴影之下，“普通人”艰 难而又令人心碎的价值抉择，所呈现的正是时代的病症所在。就连郭敬明的《小时代》也展示了现实生活的重要侧面，它裹挟着青春文学的印记，商业的气息也扑鼻 而来，但小说(或电影)所表现的时代情绪还是能够让人清晰捕捉的。虽然作品本身并非以批判的姿态呈现，但郭敬明这位文学商人的全情投入，确实能够让人体认 新时代的财富崇拜与“金钱奴隶制”的魔力。

　　这两年成名作家的作品集中出版，比如马原的《牛鬼蛇神》、林白的《北去来辞》、苏童的《黄雀记》、韩少功的《日夜书》等，然而给人的感觉是，尽 管老作家的功力尚在，叙述圆熟令人称道，但稍感遗憾的是，这些作品皆流于个人情绪与历史记忆的表达，仿佛都在思忖个人的体验与悲欢，而回避对现实的描写。 在此之中，余华的《第七天》和马原的《纠缠》，虽然都是不同程度的“中国故事”，难得地体现出作家的勤勉和变化的决心，但事实却残酷地证明，他们的努力终 究难以令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