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道一

　　民国课堂上，有拖长辫不拘小节上课的大师。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旁征博引犹如行云流水，果然名不虚传。

　　民国课堂上，有众星拱月架势大得惊人的大师。章太炎先生学问很大，想听他上课的人太多，无法满足要求，于是干脆上一次大课。他来上课，五六个弟子陪同，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等，都是一时俊杰，跻身大师级人物。老头国语不好，由刘半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这老头确实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牛皮不是吹的，凡听过他上课的，无不心服口服。

　　民国课堂上，有学识超凡不自谦的大师。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性情耿烈，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为保护进步学生，敢于和蒋介石拍案叫板，还用脚踹蒋。他是著名《庄子》研究专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的第一句话便气冲霄汉：“《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其语气之狂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其狂在做学问扎实，确实有料。

　　民国课堂上，有用地道方言授课的大师。沈从文的小说写得好，可他授课一口浓重的湘西话，一上课就会说：“我的课讲得不精彩，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这么很谦虚地一说，反倒赢得喝彩。他的学生汪曾祺曾评价说，沈先生的课“毫无系统”，“湘西口音很重，声音又低，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民国课堂上，有妙语连珠精彩不断的大师。闻一多先生上课时，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别具特色，他的口才又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所以，他讲课时，每次都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民国课堂上，有吃花生授课的大师。林语堂任教东吴大学法学院，第一堂课，林先生姗姗来迟，夹着一个鼓鼓的皮包，学生满以为是一包讲课的资料。不料林先生登上讲台，不慌不忙地打开皮包，里面竟然是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给学生一起享用，学生怎么敢真吃，只好望着他老人家。林先生居然大讲吃花生之道：“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至此，他又话锋一转，娓娓道来：“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要长性子，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三生有幸。”大师果然不同凡响，剥壳吃花生也能教学生一番道理，可谓机智、机趣多矣。